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成就，也經歷了收入差距的顯著擴大。1978年，中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不超過0 .3，到1993年突破了0.4，並於2007年達到0.48。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已經成為中國居民過度儲蓄和消費不足的重要原因。

　　鋻於收入分配問題對當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極端重要性，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于2011年啟動了一項政策評估研究課題。近日，該課題的研究報告《轉折期的中國收入分配》在北京發佈。《經濟參考報》記者在發佈會間隙專訪了課題組組長、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請他代表課題組就我國近10年收入分配走勢與現狀，相關政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建議闡述了一些基本觀點。

　　當前收入差距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狀態

　　《經濟參考報》：收入分配問題關係到每一個中國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蛋糕分得好壞不但關乎社會安定，而且對中國經濟發展産生深遠影響。我國近十年的收入分配走勢呈現一個什麼態勢？

　　盧邁：新世紀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差距仍在繼續拉大，但擴大的勢頭在逐漸趨緩。收入分配進入一個轉折期，但是目前的差距仍處於高位。

　　在中國收入分配差距中，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已經佔據支配性地位，城鄉差距的影響尤其突出。2007年城鄉差距對總體收入差距的貢獻約佔50%左右。近年來，一個可喜的變化是，城鄉和地區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縮小，為收入分配的改善帶來了一線曙光。

　　我國居民總體收入基尼系數從2001年的0.45左右上升至2007年的0 .48。2007年以後尚沒有最新的有代表性的全國收入調查數據，課題組綜合分析認為，最近三四年全國收入分配差距可能略有上升，處於一個相對穩定且高水平的狀態。但是，“灰色收入”問題還在相當程度上存在，腐敗帶來的部分人群的鉅額“黑色收入”更是不容忽視，這些因素都給總體收入差距的變化帶來新的不確定性。

　　收入分配轉折期已經到來

　　《經濟參考報》：合理的差距可以體現不同人的價值，起到激勵的作用。但是，過大的收入差距卻會帶來許多社會問題。把收入差距調節在一個合理區間是政府的職責所在，對此，中國政府都採取了哪些措施？這些措施效果如何？

　　盧邁：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特別是2003年以後，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抑制收入差異擴大的效果。

　　這些政策旨在使發展更加平衡、協調和可持續，並促進發展成果的更廣泛和公平地共享。這些政策包括：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和中部崛起這三大均衡性區域發展戰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農村扶貧戰略；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戶籍制度和勞動力市場改革、農産品價格開放、農村土地流轉政策改革、取消農業稅和所得稅改革、財政轉移支付政策、教育普及在內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對過去城鄉二元體制等非均等化制度和政策的糾偏。

　　隨著我國進入城鎮化中期以及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加上一系列有利於公平分配的政策的推動，我國的收入分配變化可能已經迎來一個轉折期。導致當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緩解的因素中，既有農産品價格上漲、經濟刺激政策帶來農民工就業擴張和工資上升等臨時性因素，更有勞動力供求態勢逆轉帶來勞動者工資上升、人口流動和城市化程度不斷提高等長期性因素，後者為收入分配狀況的改善提供了有利的基礎性條件。未來幾年裏，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可能進一步趨緩甚至出現短暫的下降。

　　轉折期的到來，並不意味著中國收入分配差距到了庫茲涅茨拐點並步入逐漸下降的通道，而是指抑制收入差距擴大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並存，有利因素在逐漸加強，不利因素在逐漸削弱，但收入差距可能在一段時期內繼續保持在高位。

　　未來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九點建議

　　《經濟參考報》：您剛才提到，雖然我國的收入分配已進入轉折期，但這個轉折期的長短取決於政府改革的力度有多大。那麼，您認為政府下一步應在哪些方面進行改革才能縮短轉折期的時間？

　　盧邁：根據對國內政策的評估以及國際的相關經驗，我們對下一步中國收入分配體制的改革提出了九條建議：

　　第一，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要高度重視初次分配。居民收入來源中初次分配佔主要地位，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對總體不平等具有支配性作用，應是政策的著力點。但是，強調初次分配改革的重要性，是需要政府打破阻礙市場有效運行的各種體制和政策障礙，推動市場的整合，而不是直接干預市場運行甚至直接管制要素、商品和勞務的價格。針對不同收入人群，政策上應各有側重：對於低收入群體，重點在“多予”，使再分配政策發揮更重要作用；對於中等收入群體，重點在“少取”，提高中等收入家庭的勞動收入和經營性收入比重；對於高收入群體，應發揮稅收的再調節作用。

　　第二，深化國有企業和壟斷行業的改革。在金融、鐵路、民航、礦産資源、電力和能源等壟斷性行業，進一步放寬對民營企業的準入限制，促進市場競爭。對於因經濟戰略需要保持國有企業壟斷地位的行業，要提高該領域國有企業分紅的比例，用以支持普惠性社會福利體系的建設和其他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使國有企業的收益更大程度地惠及全民。

　　第三，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促進城市化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的整合。大幅度降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戶籍門檻，優先並分步驟解決已經進城的具有穩定就業和繳納社會保險人員的落戶問題。加快推進新進城農民工及其家庭與原有城市戶籍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和福利安排均等化，實施更加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促進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減少勞動力市場的分割。

　　第四，完善城鄉土地徵收補償制度。對於城鎮地區和農村的土地徵用，要使土地增值收益公平分配，使失地居民生活和就業有長期保障，探索建立“規則公正透明、參照標準科學、收益補償動態化”的按因素補償機制。但對於補償制度的具體形式，不同地區可以根據自身的情況有所差異。

　　第五，深化流通體制改革，為農民增收創造空間。積極推進流通領域的稅費改革，大幅度取消流通環節的收費項目和罰沒條款。對少數數額巨大、來源穩定、公共性明顯的收費項目，應使之轉化為稅收。大力發展物流業，降低農産品在流通環節的成本，為農産品價格的調整以及農民的增收預留空間。

　　第六，實施人力資本發展戰略。繼續推進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創新高等教育投融資模式和辦學模式，擴大高校在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自主權。

　　第七，優化中央-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制定基本公共服務的明確範圍和標準，明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共服務責任劃分。按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根據具體轉移支付項目的性質，對現行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進行重新劃分和界定，使各級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提供責任和財政能力相匹配和協調。在專項轉移支付中，要加大對經濟欠發達地區、貧困和弱勢人群的轉移支付力度。

　　第八，結構性減稅與增稅並舉，降低經濟總體稅負。積極落實對中小企業的結構性減稅，全面推行增值稅和營業稅改革。擴大房地産稅的試點，更多利用市場手段對房地産市場進行調控，抑制城鎮財産性收入差距的過快上升。在保證總體稅負有所下降的前提下，適時開徵環境稅，並提高與能源、礦産資源以及水資源利用相關的稅收標準。

　　第九，從預算管理體制改革入手，加強反腐敗的制度建設和力度。加快推進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門的預算公開制度，擴大預算公開的範圍和內容，提高提高預算透明度。□記者　金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