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今年以來，有兩個數字的變化似乎可以讓人高興一下，一是個稅起徵點的調整，由之前人們猜測的3000塊，最後突然變成了3500，讓人們有意外之喜，工薪階層為此受益。二是本週，中央扶貧工作會議，農民的扶貧標準一下子在2009年的基礎上上漲了92%，達到了2300塊錢。而之前，很多人只是以為調到1500、1600就不錯了。如此大的上浮，一下子我們的貧困人口就由2000多萬又變成了1億多人，任務又變得艱巨起來。但是扶貧只是一個金錢的概念嗎？如何在扶貧工作中添加更多的內容，讓更多的人能夠得到尊嚴和幸福，可能是未來扶貧工作中更大的挑戰。今天的《新聞週刊》本週視點就來關注這一個新的起跑線。

    重慶市沙坪壩的余惠敏幼兒園是一所針對外來人口的民辦幼兒園，他們的校車是一輛9座的長安麵包車，一次能運7個孩子，司機每天要在周邊的磁器口，歌樂山等地來回跑十幾次。最近不段從新聞中看到各種新型校車，作為幼兒園園長的燕純雲也很想給幼兒園換一輛，不過作為一所民辦幼兒園他們也無力改變。

    余惠敏宏漆幼兒園園長 燕純雲：我們也想買好點的校車，大一點的校車 沒有那麼多錢 資金太惱火了 買個校車大概最少也要三四十萬，買三四十萬我們也養不活 一年收費才多少 才幾十萬 買個校車，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由於目前我國的校車規定並非一個強制性的標準，同時購置使用校車的費用大多是由學校負擔，這也導致校車的規格和質量難以保證。十一月二十七日本週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第五次全國婦女兒童工作會議上表示，國務院已經責成有關部門迅速制訂《校車安全條例》，抓緊完善校車標準，校車所需資金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分擔，多方籌集。

    儲朝暉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我們最需要校車的實際上就是兩個人群，一個就是進城務工的流動兒童，流動兒童因為他父母在城市裏的收入比較低，他可能很難支付起比較高的交通費用，另外一個人數更多的人群就是農村留守兒童，偏遠地方，還有鄉村的兒童。既沒有父母的照應，然後又離學校很遠。

    在儲朝暉看來，校車計劃應該突出重點，鎖定最需要的人群，也就是貧困的農村地區和打工子弟，因為這關係到他們受教育的權利問題。本週，發生校車事故的甘肅正寧縣榆林子鎮小博士幼兒園已經復課兩周了，不過它已經更名為榆林子鎮幼兒園，成了一所公立幼兒園。由於正寧縣所有的校車仍處於停運的狀態，現在幼兒園都是家長自行接送。

    儲朝暉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原來是700多個幼兒，現在停運校車以後，實際上只有300多孩子可以進到這個幼兒園，而這些路遠的都進不了  這樣從某一種角度來説，又是以另外一種方式造成的入學機會不均等。

    雖然在事故發生後，當地一家企業就承諾捐助一輛45座的正規校車給幼兒園，但是當地教育部門對這輛校車今後的運行並不樂觀，因為這輛校車的運行成對正寧這個國家級貧困縣來説有些難以承受。收費貴了學生坐不起，便宜了政府又負擔不了。

    儲朝暉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中西部地區，很多的縣財政很大一部分，有的是60%，有的70%，現在都已經用在教育上面了，你再叫他分擔一塊，是很困難的事。在這個時候，既然我們前面講了要突出重點，那麼就是中央採取扶貧的辦法，為偏遠地方、偏遠的地區提供校車，這是一個比較可行的方式。

    寬甸屬於遼寧的貧困山區，路窄道滑，尤其不少山村，根本不通客運線路。接送孩子上學是家長最頭疼的事。雖然寬甸屬於欠發達地區，經濟並不寬裕，但是在三年前就有政府出資購買了十二輛標准校車。為五千多名農家子弟上學提供服務。

    寬甸滿族自治縣教育局局長 陳祥傑：校車的管理模式是政府出資 公司運營，部門管理，政策傾斜補貼。

    在寬甸，校車的運行是一個牽涉到多個部門的系統工程，校車委託給客運公司運營，教育、交通等部門進行監管，財政每年專項補貼近200萬元，保證了校車的低票價運營。

    寬甸滿族自治縣教育局局長 陳祥傑：每月不超過20元，家近一點的10塊錢 大大減輕了家長的壓力 。

    據校車司機介紹，他們的校車路線從二十多公里到五十多公里。顯然，每月十元到二十元的校車費用，如果沒有政府的財政補貼是不可能運行的。這對有孩子上學的貧困山區家庭來説能夠減輕不小的壓力。收入雖沒有增加，卻減少了支出。

    儲朝暉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通過校車這樣一種方式，政府有更多的投入，就減少貧困家庭的支出，也 就能保障他能夠更加正常的生活。讓政府多承擔一些責任 這對貧困地區的發展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白岩松：接二連三的校車事故也終於觸動了整個國家的神經，本週人們自然會關注國家制定校車安全條例的新聞。或許校車的發展迎來了一個高峰期，但是誰又該成為最早的受益者呢？其實同樣是一個問題，這一點也可以放進扶貧工作當中一起來考慮。相比起城市和農村，尤其是偏遠地區的農村孩子，上學的路更艱難，出問題的概率也更高。目前很多這樣的地方，由於甘肅校車事故，校車都給停了，孩子們重新回到了要走長的路上學的狀態當中。或者他們不知道“扶貧”這兩個字，但是上學的路不再那麼長，卻是他們實實在在期待的事。其實在農村，人們期待的可不僅僅是校車。

    這一週，這張為母親擦拭眼淚的照片牽動人心。週一，安徽省衛生廳發佈了渦陽縣丹城鎮丙肝聚集性疫情，當時56人丙肝病毒抗體呈陽性，兩天后這個數字上升為76人。家長陳玉萍：他的轉氨酶太高了，達到800多，正常人的是0到40，他一下子高到800多。

    陳玉萍是丹城鎮老天村人，她的兒子今年只有三歲，是此次疫情中第一個被查出患丙肝的兒童，確診日期為11月16日。隨後，本村和鄰村的家長們都帶著孩子來醫院篩查。記者：這是化驗結果是吧家長：是，今天剛出來的記者：我看到這個 丙肝抗體陽性家長：如果是陰性的話就不是，現在是陽性，已經是了。

    記者：確診了。家長：對記者：有沒有轉氨酶的報告家長：轉氨酶這兩項谷丙轉氨酶360，正常人是5到40，穀草轉氨酶212，正常人是8到40。都好高的解説：擔心變成了現實，此次疫情感染者多為10歲以下的兒童。雖然目前沒有重症病例，但是對於這些處在豫皖交界的農村家庭來説，治療費用已經吃不消了。

    家長沈燕：他的病毒比較高，必須要打病毒干擾素，一針下來要一千多，要打48針，五六萬，我們那裏是農村，基本上是支出不了的。

    據安徽省衛生廳的初步調查，“丙肝陽性者均在鄰省某個體診所接受過靜脈推注治療，疫情可能是因不安全注射引起”。11月30日，衛生部專家組一行四人來到了這個村診所。

    村醫吳文義解説：鄉村醫生吳文義，行醫四十年，因為善治兒童腹瀉和感冒，被方圓幾十里的村民奉為神醫，每天接診超過百人。吳文義否認了不換針頭的説法。河南省衛生廳也表態説，“在調查的151名患者中，無人指認吳文義反復使用注射針頭。過早把矛頭指向某一家機構，這樣的預設有缺陷”。

    這輪丙肝疫情罪魁禍首究竟是誰，暫無定論。但是這場牽連百人的跨省公共衛生事件，也在提醒我們鄉村醫療環境的匱乏與混亂。就拿吳文義這個簡陋的診所來説，父子倆面對的是全村1600多位村民的基本醫療服務，還有為“一針靈”慕名而來的鄰村鄰省患者。

    紅十字會項目管理部副部長周魁慶：咱們國家的農村人口非常龐大，對於基礎的農村人口醫療衛生的保障，就決定了咱們國家整個醫療保障的水平。最重要一點就在服務於最基層的醫務人員，也就是咱們説的鄉村醫生。我們了解到，實際上在很多偏遠的地區，這種建國初期的一把草藥、一根銀針為咱們的農民朋友服務的這種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

    這一週，鄉村醫生培訓福建班開班，這也是紅十字基金會今年第十六期鄉村醫生培訓班。這個始於2006年的專題培訓，累計有3600多名鄉村醫生受益。但這個數字相比超過百萬的鄉村醫生群體，尚不及零頭。

    紅十字會項目管理部副部長 周魁慶：有相當一部分的鄉村醫生，一個人要服務幾個村，要服務到500到1000這樣的人口。我們曾經去過貴州一個衛生站，到那邊採訪過鄉村醫生，他説他最遠的服務村子裏面，他要出一趟診就得小半天，就是他要趕到那個地方去，早晨走到中午了他才能到地方，處理完了之後，他要回來的時候天都擦黑了。這是他服務的半徑。

    根據衛生部鄉村醫生培訓中心提供的資料，全國59.9萬個行政村，平均每個村醫生數為1.75人，這其中取得執業資格的不足兩成只有17.9%。缺口大、水平低、待遇差、後繼乏人，所有這些現狀令人擔憂，醫療服務也成為農村公共服務最薄弱的一環。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城鄉的差距一年比一年加大，農村的問題一年比一年看著嚴峻。先要解決的是農村的孩子教育方面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接著特別要注意解決全體孩子的醫療的公平問題。所以現在農村最重要的問題不是錢的問題，我認為是人才的問題。

    白岩松：有人説，這次扶貧標準的提高，一下子貧困人群就由2000多萬變成了1億多人，面子上不好看了。但是務實才是更有面子的事，敢於面對自己的不足和短板，才是更自信、更有面子的事。更何況我們的很多不足就放在哪兒，你躲也躲不開。比如看病這件事，在農村就要比城市裏更顯得“看病難、看病貴”。這次丙肝事件當中，很多感染者都是留守在農村的孩子，或許在平時，父母不在身邊，這些留守兒童一旦有個頭疼腦熱，輕點的只能忍，重了就被爺爺、奶奶帶去打個“一針靈”，其實這一針並不太靈。顯然，在未來的扶貧道路上，除去吃飯、穿衣，挑戰還有很多。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基金會在青海樂都，還有雲南尋甸在開展兒童早期發展的事業，在孕婦階段給營養片的補助，在6-24個月的嬰兒發給營養包，教給母親必要的養育知識。小孩的低身高的比率，就是生長髮育遲緩的比率大幅度下降，不僅好于貧困的農村地區，而且好于一般的農村地區，甚至可以跟城裏相比。

    一個營養包裏有豆粉、維生素和微量元素，成本僅7毛錢，而在青海樂都縣，很多孩子卻因它獲益。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試行的“貧困地區兒童早期發展計劃”，每個孩子每年只需400元，幾年來，他們的生長遲緩率明顯下降，遠遠好于相鄰地區水平。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如果説我們以一個孩子，就在貧困地區農村，營養部分原來的花費是400塊錢，如果我們把這個標準提高一點，覆蓋面再廣一點，假定一個孩子在貧困山區，在這些貧困家庭花到1000塊錢，那就足以改善、改變他的命運。

    就在新《扶貧綱要》頒布的前一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佈了《貧困地區兒童早期發展項目中期評估報告》，呼籲應重視貧困地區兒童早期發展，減弱“貧困的代際傳遞”。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假如有1000萬人，每年你拿出1000塊錢來解決他的營養和早期教育，也就是説100億這個投資，將來社會的回報將會是1000億到1800億/每年讓他健康，讓他聰明，讓他將來長大成人以後，能夠適應全球化和高技術的發展這樣一個社會，這才是最根本的扶貧。

    在週二舉行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新扶貧標準提高到2300元/年。2010年全國農村扶貧標準為1274元，以此衡量的農村貧困人口為2688萬人，而現在的新標準下，扶貧對象規模將會是1.28億人，這其中也包括那些指望著7毛錢營養包的山區孩子。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這一次通過這樣標準的修正，靠近國際標準以後，看到我們國家原來還有一億兩千八百萬的貧困人口，這個佔我們整個國家的人口差不多是佔到快10%。表面上是進入中等收入的國家，但是這個中等收入的國家用平均數，把高收入者拉低的方式來平均，這本身它掩蓋了我們還有這麼巨大的貧困人口的問題。

    在2300元/年的新標準中，包含農民的自身收入和領取補貼款、救助金等收入，醫療保險、義務教育這樣的公共服務收益並不計入其中。這也就意味著，每對農村進行多一分的公共資源投入，就可以對低收入群體進行“變相”補助，對消除貧困有著“加分”的效果。以國務院正在推行的“農村學生營養午餐計劃”為例，每人每天3元錢的標準，一個月就相當於為每個貧困農村家庭補貼了60元。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政府政策有兩類，一類是普惠性的，一類是瞄準性的，普惠性的就包括免除農業稅，義務教育免費，也包括這次對農村學生要實行免費供餐和合作醫療。這些政策措施是對於全體農村的居民都受益，但是誰受益最大呢？越窮的人受益越大，200多塊錢的學費對於沿海收入高的地方不是事兒，但是對於窮困的，他人均收入只有幾百、一千的，200塊錢就是他20%的收入，甚至是50%的現金收入。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對於農村這樣的農民群體要解決他們的公共物品、公共服務的問題。校車和免費午餐就成為目前應該急需的、儘快的拿出方案、拿出制度和政策來解決的問題。

    把公共資源投到最迫切需要的地方去，從校車工程到營養午餐，似乎都在傳遞著這樣的訊息。29日公佈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中寫道，未來10年，穩步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 新綱要把未來十年的扶貧目標，從“解決溫飽”轉向了“縮小差距”。1.28億貧困人口的未來如何保障，錢能不能花到點上，除了錢之外還需要什麼，這些問題都亟待回答。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我們一定要有一種機制，要能夠他自我造血。在政府的支持下，政府的政策，也包括資源的傾斜下，然後做出農村綜合性的社區的推廣和發展來。能夠不但在物質上脫貧，而且在精神上、在社會權利上能夠脫貧。

    白岩松:扶貧標準的提高，一下子把貧困人口的數增加了很多，這也就意味著將來扶貧的工作難度加大了，要投入的財力、人力必然要更多。到2020年，“讓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看似只有一行19個字，但實現起來真的不容易。不過人們常説，“水漲船高”，國家富了，腰包裏鼓了，原本就該讓更多的國民來分享才是。這其中，讓日子過得還不那麼容易的貧困人群更多的分享，當然是必須的。

    （編輯：朱心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