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上午，海南省第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任命山西人李富林為海南省公安廳廳長。此前，李富林擔任山西省政法委副書記一職，曾在山西政法和黨政系統工作超過20年。

　　日前，南京市副市長、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徐珠寶被提名為山東省公安廳廳長人選。山東省連續兩任公安廳廳長都是由外省公安系統調任。

　　從2011年年底開始，浙江、四川、重慶、湖南、山東、海南等6個省(直轄市)先後對公安廳廳長一職作出人事調整。除了四川省是由本省幹部出任公安廳廳長以外，其餘5個省(直轄市)的公安廳新任廳長均從外省調任。其中，湖南和浙江兩省的公安廳廳長屬於對調任職，而且兩位廳長都在原先省份公安廳任職不超過一年就再次被調整。

　　2008年，公安廳廳長人事任免也曾經出現一輪“空降”任職高峰。先後3位公安部領導調任河北省、黑龍江省和西藏自治區的公安廳廳長。

　　記者統計，目前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中已經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公安廳廳長是異地任職或者“空降”任職。從近年來公安廳廳長人事調整的軌跡來看，異地任職已經逐漸成為公安部門廳局級幹部任用的趨勢之一。

　　有專家分析，2008年以來漸趨普遍的公安廳長異地任職或“空降”任職，有利於公安部門預防領導幹部腐敗。“漸成趨勢的異地任職説明，公安部門的幹部交流任命更加規範。這可以防止重要部門領導長期在本地任職容易産生‘小圈子'和利益關係的現象，預防重要部門的幹部腐敗。領導幹部異地任職也是目前幹部管理的基本政策。”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

　　一位曾經在基層公安局擔任過領導的公安系統人士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説：“長期在本地公安系統尤其是在基層公安局擔任領導，相比于異地任職，出現腐敗問題的機率可能會更高。現在暴露出來的一些地方的公安部門工作人員成為黑惡勢力的保護傘，也跟其長期在本地任職而形成的關係網絡和利益團體有一些關聯。”

　　“公安部門是公共安全服務的責任者，擁有強制力，可以剝奪人的自由和財産，公安系統的腐敗問題危害後果會更嚴重。”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何增科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説。何增科長期關注腐敗治理，承擔過多項廉政和“防腐敗”課題研究。

　　異地任職能否成為預防領導幹部腐敗的有力武器？也有專家表示，“不能高估這種制度安排對預防腐敗的作用”。

　　在何增科看來，公安廳廳長“空降”任職或者異地任職強化的是公安部門的垂直領導。公安部門要接受雙重管理，業務上接受上級公安機關指導，但同時還要接受地方黨委、政府的領導。“空降或者異地任職可以增強其垂直管理獨立性，但是幹部依然是對上負責，那麼誰來監督他們呢？我們在設計防腐制度的時候，還要看制度之間的關係。”

　　近幾年，市縣領導“一把手”異地任職已成為領導幹部人事任用的常態，“但是地方官員腐敗問題並沒有因為其不是本地人而得到根本治理。”

　　有研究者分析，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異地任職這種制度安排的作用已經受到了削弱。“異地任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回避原有人情關係羈絆的作用，尤其是在過去交通和通訊還相對不發達的時代。不過，現在的交通和通訊如此發達，實際上，人走到哪，關係網絡就能跟到哪。”何增科説。

　　另一方面，領導幹部異地任職也逐漸帶來一些問題。何增科表示，“異地任職會導致夫妻兩地分居，有可能誘發領導婚外情問題，滋生權色腐敗；會加大幹部交通和通訊成本；可能造成幹部領導行為短期化。”

　　“公安部門的腐敗問題會有其專業性，但是預防腐敗也要遵循腐敗治理的規律。關鍵問題還是透明程度、利益相關方參與以及外部監督。同時，還應該聽取利益相關方的意見，實行內部競爭上崗等制度建設。”何增科提到一些省市公安部門實行的“執法告知服務”，“這是為增強公安部門執法和過程的透明進行的有益嘗試”。

　　何增科認為，公安部門預防腐敗不能只是在“內部做文章”，還需要強化服務對象和管理對象對公安部門的監督，讓公眾擁有評價權，“而且還要考慮社會和外部的監督是否會影響其升降和獎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