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瞭望201205期封面

　　有人説是筆債，不要總欠著別人；有人説是張罰款單，開出去人家總會回報；還有人説，人情是潤滑劑、腐蝕劑，一些官員就栽在了這上面。要不要欠，要不要還，儘管內心在掙扎，但最後還是一來二去、攀一點人情才好。

　　其實，人情哪有那麼複雜，簡言之，不過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人情本無罪，中國人歷來重情義，“千里送鵝毛，禮輕情義重”，生活在人情的週遭，自然沒有寒冷的道理。

　　然而，如今的我們是怎樣異化了人情？功利、貪婪、投機……變異變質的人情讓我們對這個社會人與人的觀感越加沉重與複雜，卻逃不出這座圍城。要找回社會的和諧，首先要找回人們內心的和諧，讓我們體會人情，還原人情，喚醒人情。

　　人情裏的中國人

　　文_本刊記者 王春

　　中國的人情文化

　　“我做生意，找客戶，腦子裏首先想到的是有過交情的朋友，因為彼此了解熟悉，對對方放心。如果按照黃頁電話薄上的單位打電話或者上門聯絡，100個能成一個就不錯了，而且要打很長時間的交道才能成交。”在上海郊縣開廠多年的老闆陳明告訴記者，他生意上的合作夥伴大多在長三角地區，為了維護這些老客戶，他逢年過節都要提前給他們送禮物，封紅包，請在一起聚聚。“在中國哪都一樣，因為中國就是個人情社會，做什麼都講究個熟人關係，找熟人好辦事呢。”

　　蘇州大學教MBA的張方華老師告訴記者：他的一名學生曾經説，來讀MBA的同學大多都是在社會上有一定地位的人。他來讀MBA的主要目的就是來拉關係。雖然讀書要花一大筆錢，但他覺得值。這名學生還無意中得意地透露，他的學費已經在上學期間賺回來了，因為他和讀MBA的同學談成了一筆生意。

　　近年來，中央黨校針對民企老闆的短期培訓班辦了多期。一項調查顯示，“結交朋友”被許多老闆學員視為收穫之一，因為“以後到外地辦事就有熟人了”。另一項調查共調查了70位企業家，在回答“您最看重哪種性質的組織或者聚會”的問題時，有62%的企業家選擇了“看重與經濟利益有關的聚會”。這樣的“人情”交往背後寫著的是“利益”二字。

　　“費孝通先生在上世紀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用以説明中國傳統社會中社會關係的特點。他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像石頭丟入水中，在水面形成的一圈一圈的波紋，被波紋所推及的就産生關係。人與人通過這種關係互相聯絡起來，構成以人為中心及其血緣關係、地緣關係為紐帶的一張張關係網。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突破了血緣關係，將非親屬也納入自己的交往範圍和圈子，形成‘熟人社會’，更通俗的講就是‘小圈子’社會。而‘熟人社會’也就是‘人情社會’。” 四川省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胡光偉説，“由於中國傳統的熟人社會經歷了漫長的階段，對處於轉型期的人們的影響可謂根深蒂固，使得人情關係之風盛行。”

　　人情是生活哲學

　　《紅樓夢》裏有一句“人情練達即文章”的話曾被許多人欣賞，就是讓人“通曉待人處事的方法”。而現實生活中，能做到這一點卻並不容易。

　　今年2月17日淩晨，年僅45歲的廣東省韶關市武江區委書記蘇力在其住所內自縊身亡。來自當地司法系統的消息顯示，蘇力的死因很可能與計劃建設的塗料工業園有關。“塗料老闆們已經交了一部分土地訂金，但因為種種原因，目前仍辦不成廠，蘇力自己覺得沒臉回老家見人。”一名知情人士對記者説。

　　作為從廣東順德出來的幹部，蘇力憑藉自己的個人魅力説服了“塗料之鄉”順德的100多家塗料企業落戶該工業園區。據順德一名與蘇力相熟的知情人士透露，順德企業家做生意是很看人的，能夠把這麼多家塗料企業拉到韶關，除了韶關的土地便宜具有吸引力外，説明這些順德企業家信任蘇力。3年過去了，到現在塗料企業進駐工業園的日子還遙遙無期，帶給企業的損失讓重視鄉情的蘇力倍感壓力。

　　在蘇力眼裏，人情就是面子。他憑藉老鄉關係和區委書記的面子拉來了投資商，卻在政策困境中沒有為人家辦成事，失去了面子，人情壓力之下的他選擇了一條不歸路。

　　萬通集團董事局主席馮侖曾經講過一個段子：開車違章，恰逢熟人“賣個面子”，省下了50元罰款；回頭“買個面子”，安排熟人親戚進公司上班，那人根本不適合這個崗位，自己還不得不付出薪水兩萬餘元。而這樣的困境，不少人都會遇到。面子，在中國是一種混合了交情、認可、信用、自尊、聲譽當然還包括尊嚴的特殊標簽。

　　人情需要載體，那就是送禮、飯局和辦事。

　　蘇州某高校的毛老師告訴記者：“蘇州的教育資源應該説是比較豐富的，孩子一般都能接受比較好的教育，但有的家長為了讓孩子上一流學校，就得跨區域上學，這時就要托關係找熟人幫忙，雖然擇校費還是免不了，但是不托熟人關係，就是拿錢也不一定能如願以償。托熟人找關係，空著手肯定不好意思，擺下飯局請人家吃飯那是最基本的程序，送禮更是少不了的。托了關係，就欠了人情，以後人家有什麼事情找到你，你自然就不好拒絕。”

　　“有一次，一位國外的朋友問我，為什麼中國的餐館裏會有包房？這個問題讓我無法回答，因為我實在無法用簡單的語言，向他解釋清楚中國的人情法則。”一名廣東的企業家説。外國人無法理解為什麼飯局要設在包房裏，全世界任何一家西餐廳都沒有這種概念。熟知內情的人指出，顧客對包房市場需求的根本動因，顯然逃不開人情的作用：首先，包房是一個相對私密的場所，在包房裏談的事情，大部分與人情交易相關。桌面上談規則，桌面下談人情；其次，包房與大廳相比，象徵著一種身份的區分，更是人情來往中“面子”因素的直接反映；第三，包房拉近了雙方的距離，把雙方暫時劃定在同一個特殊的圈子內。

　　而公關公司和禮品公司皆是中國式人情所衍生出的另一個特殊行業。據了解，在禮品行業，90%以上的訂單皆來自於各層面的“商務贈禮”。

　　當然，現實生活中一些人試圖努力達到“人情練達即文章”的境界。上海的陳明告訴記者，他雖然生意上合作多年的夥伴基本上都是熟人關係，但他不會通過同學去找同學的老闆合作，“因為一旦出現生意上的糾紛和催要欠款的事情，同學就會很難辦。通過同學去找他的老闆，會讓他的老闆覺得我和同學之間有什麼交易，而本來就沒什麼交易，這會影響同學在老闆心目中的看法，讓同學處於尷尬的位置。而繞過同學去找他的老闆，又會讓同學覺得我甩開了他，使得他沒面子。所以我寧可不做，也不願意破壞同學關係”。精明的上海人能準確地把握生意和人情面子的界限。

　　人情的冷與暖

　　今年2月18日，山西省大同市副市長王偉國被其妻兄周雲所殺。官方稱，周雲多次要求王偉國將其從企業調到事業單位工作，但被拒絕，就對王偉國産生報復念頭。

　　周雲為什麼會給王偉國提出一個一般人看來很難辦的事情呢？無非是因為他覺得作為副市長的妹夫應該給他這個面子和人情，所以才會找上門來求助。而當年王偉國結婚時，只是一般普通人員，又據説出身農家，周雲對他並不感冒。

　　一些掌權者在位時，逢年過節拜年的人可以踏破門檻，家裏人來人往，好不熱鬧；可一旦退位，甚至有的在快退休的時候，就會“門前冷落鞍馬稀”。不少官員在退休後感嘆“人在人情在”、“人走茶涼”。一些落馬貪官可能更能體會“人情冷暖”的真實含義。河南省西平縣原縣委書記王廷軍因受賄入獄後痛悔道：“當一副冰冷的手銬銬住我雙手的時候，我才如夢初醒，認識到給我送錢的人所謂的‘啥時候也不會説出去’的承諾是靠不住的。假如我不是縣委書記，我手中沒有他們所期待的‘生殺予奪’的權力，他們還會與我‘禮尚往來’嗎？他們為什麼不把錢送給那些急需用錢的貧困農民、下崗工人呢？那些為了一時之利在我面前極盡奉承諂媚的人，在我出事後沒有幾個能來看我。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可見一斑。”

　　不僅僅是權力，貧富轉換之間也不時讓人領略人情冷暖。

　　江蘇省南通市海安縣墩頭鎮的孫啟勤，買體育彩票中獎500萬元，送給親戚、朋友、同事共30萬元，花10萬元給親屬買了8份保險，並創辦了一個農民休閒娛樂場所。聽説孫啟勤發了財，不少關係戶前來遊玩，大多白吃、白拿，讓孫啟勤血本無歸。可當他向以前經常到山莊來吃喝的朋友們開口借錢時，這些朋友都以各種理由回絕。無奈之下，孫啟勤又回家跟兄妹商量，同樣沒有結果。巨大的落差使得孫啟勤失望之餘憤怒地説：“我再有400萬的話，任何人別想要，用不到我1分錢。”鬱悶的孫啟勤隨後患上了癌症。

　　“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為王廷軍、孫啟勤的遭遇做了最好的注腳。

　　人情圍城

　　文_本刊記者 王春

　　人情是債？

　　2012年的3月10日，四川省成都市的天空終於升起了久違的太陽。在這樣的天氣裏，成都人一般都心情舒暢，但蘇由慶卻很鬱悶，因為他要去一個朋友家還一個人情。

　　去年蘇由慶的孩子考上大學，請了這個朋友，人家送了400元的禮金，而3月10日是這個朋友的生日，請了他，他必須得去。“如果不去，交情就可能就此終止。‘來而不往非禮也’，人家送了400元，我得送600元，不能比400元少，人嘛，還有個面子問題呢。” 蘇由慶苦笑著告訴記者，今年才過兩個多月，他就已經送出去了3個紅包，加上今天這個就是1400元了。

　　蘇由慶買紅包的幹雜店老闆告訴記者，他去年一年賣出去了600多個紅包，生日紅包、升學類紅包、賀年紅包居多，“人情往來嘛”，幹雜店老闆已經見慣不驚。而成都市下轄的縣級崇州市的一名公務員告訴記者，去年他送出去的人情紅包在2000元以上，一般的人情是200元，關係比較近的至少是400元，“少了拿不出手啊”。而他的正常月收入不到3000元。

　　人情往來形成的經濟負擔讓一些人備受煎熬。

　　大年初三趙天偉就提前從哈爾濱老家趕回了工作地安徽省合肥市。“再在老家待上幾天，恐怕真的要借路費回來了。”趙天偉一臉苦笑。“長輩、晚輩都要給紅包，家裏要辦年貨，走親戚要帶禮品，同學聚會，請客吃飯……總之就是離不開人情兩個字。”趙天偉感慨道，過年回家花費近2萬元。

　　不久前，一項調查顯示(1336人參與)，93.7%的受訪者認為“送禮就是送錢”，人情風給青年帶來很大負擔。17.7%的人表示自己經常送禮物，50.7%的人有時送禮，僅31.5%的人很少或從不送禮。天津市民張凱認為，現在送禮都是越精美越好，否則要被人笑話。而北京市民何艷波説，當下送禮風氣太盛行了，求職送禮，升職送禮，升學送禮，擇校送禮，連孩子上幼兒園也要給老師送禮……一般物品人家還不願意要，巴不得直接送錢最好。

　　“在人情上付出的成本費用有多少？根本沒辦法統計具體數字。一是有些東西實在不便透露，二是很多是隱性的、分散的，算不清楚。”在西部地區從事諮詢行業的范老闆告訴記者，“我們大概估計，用於維護各種人情關係的支出，佔到了公司成本的30%以上！”

　　范老闆介紹説，諮詢行業是一個對客戶關係倚重較高的行業，因為企業諮詢與培訓，並沒有剛性的市場需求，“很大程度上要靠相關部門的責任人去遊説老闆”。於是，與企業的行政、人力資源、企劃等部門“搞好關係”，就成為他的公司最重要的成本支出。

　　在人情成本高企的壓力下，當公司有了一定名氣，有了一批合作比較穩定的客戶後，范老闆曾經試圖削減過這方面的投入。然而結果卻是，2010年初，公司項目大幅減少，降幅甚至超過了50%。而純粹憑實力拿下的項目，價格和利潤也明顯低於之前的“人情生意”。不得已，范老闆只能回頭修補之前的關係，才挽回了部分合作。“修補關係”的成本，遠比之前的“日常維護”高。

　　拿項目靠關係，進賣場靠交情，甚至在原料採購中，質量和價格也需要人情來保障。人情耗費巨大的成本，但有時如果企圖不花人情成本，付出的代價則更大。

　　“投桃報李”是現代人心領神會的另一種人情償還方式。四川商人汪榮遇到了生意上的糾紛，其同學律師祝良幫助他打贏了官司，讓汪榮避免了很多損失。但因為同學情面，祝良只收取了很少的代理費。汪榮覺得自己欠了祝良很大一個人情，一直在找機會償還。祝良的兒子大學畢業後一直沒找到合適的工作，汪榮得知後主動把祝良的兒子安排在自己公司裏。

　　這樣的人情交換在官場也不少見。江蘇省委原組織部長徐國健幫助章俊元高票當選為江蘇省交通廳廳長後，章俊元則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把徐國健的兒子從科員提拔擔任江蘇交通産業集團的總經理助理。“在交通系統撈一個肥差比直接受賄百萬甚至千萬要更實惠。”江蘇省人大一名常委曾這樣説。

　　人情之殤

　　2012年2月，中組部、人社部出臺規定，要公務員進行任職回避、地域回避和公務回避。除血親關係和相關公務活動的回避外，規定還明確了公務員一般不得在成長地擔任市(地、盟)黨委、政府正職領導成員。這樣做的原因之一就是試圖讓公務員尤其是擔任重要職務的公務員擺脫人情干擾，更好地履職盡責。

　　出臺這樣的規定絕非偶然，因為在中國這樣有著悠久的人情文化傳統的社會裏，執掌公共權力的官員們很容易被人情包圍。在區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時，不少官員會為了人情逾規，有的甚至徇情枉法。溫州市紀委副書記徐有平就曾説：“從溫州市近兩年查處的案件來看，不少機關幹部都栽在‘熟人’關繫上，當講關係、重人情侵入行政領域，協作共贏便被異化成了結黨營私、權錢交易。”

　　四川眉山原副市長余治平因為所謂的人情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2002年至2009年2月，他利用職務之便，為郭某、陳某等21人提供支持和幫助，收受賄賂300多萬元。在悔過書中，余對自己的過錯是這樣反思的：“我在擔任眉山市政府副市長幾年後又任眉山市委常委，一直分管工業。取得一些成績後，就逐漸忘乎所以，失去了對是非的辨別能力。不拒絕以拜年名義送來錢物的‘禮尚往來’，也不拒絕別有用心的‘兄弟’想方設法對我8小時以外時間的安排。黨紀國法在我腦子裏幾近空白。”“我甚至在會上講，中國是禮儀之邦，逢年過節表達情意的‘禮尚往來’都是正常的人際交往，是中國人具有人情味的特殊表現，非常具有普遍性，所以不算違紀違法。也許是很多人與我抱有同樣的想法，或者是礙于我副市長的權位，我的這番謬論竟然還得到不少與會者的掌聲。”“如果我拒絕別人的‘好意’，甚至上交賄款，不僅得罪人，還擔心會被視為異類，認為我是神經不正常、腦袋有毛病。這對工作無益，更談不上樹業績奔前程了。所以，對熟人、‘朋友’及企業家們以拜年名義送來的錢物，我都一一笑納。”

　　而像余治平這樣的落馬官員不在少數。

　　近年來，中國足壇掀起反腐風暴，刮倒了不少“黑哨”和官員。而“黑哨”開始時就和“人情”有關。

　　有人説，中國足球聯賽發展的16年，就是“黑哨”成熟的16年，亦是“黑金”演化的16年。而從1994年職業化開始時，“黑哨”就産生了，不過那時候和金錢的關係並不大，只和“人情”有關。有一些引起爭議的判罰，絕大部分是技術上的失誤。當時的“黑”主要是吹“人情哨”，裁判平時和某個隊或某個教練關係不錯，對方有困難找到裁判員“嘴下留情”，裁判抹不開面子，偶爾也放寬了一些執法的尺度。但後來卻逐漸演化為給“黑哨”們送路費加土特産，再到整體收受“黑金”數額以千萬計。

　　人情的通關秘笈

　　“現如今，在飯局酒桌上，本不認識的人，聽説是一個地方出來的，就拉老鄉關係，這是為了向地緣上靠近；在一個學校讀過書的，不管年級高低，就向同學校友關係靠近；在部隊當過兵的，不管年代隔得多麼遠，卻以戰友相稱；有的人為了向親緣關繫上靠近，就認乾媽乾爹乾兒乾女。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拉近關係，有了人情，今後辦事方便。”四川省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胡光偉指出，“中國的‘熟人社會’也就是‘人情社會’、‘潛規則社會’，背景和關係是人情社會的典型話語。‘人情社會’強調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辦事大多憑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生熟程度、感情深淺程度，關係越親密就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員用來實現其實利目標，在這裡，責、權、利的界線較為模糊，他人的權利容易被侵犯，在公共事務中則容易發生論資排輩、任人唯親、徇私舞弊等。”

　　從2004年起，在南方做物業管理的陳老闆開始與政府部門合作，承接政府工程的物業管理項目。他體會到人情的巨大威力。“和政府部門做生意，其實本質上就是做關係。因為對於管理人員而言，反正生意不是自己的，公司實力倒是次要的，優先考慮的是‘親近’的人。”

　　陳老闆拿下的第一個政府工程是開發區管委會新建辦公大樓的物業服務。為了拿下這個項目，他提前兩年就開始通過各種渠道進行“疏通”和“打點”。算上公關成本後，該項目基本上只是在保本運作。

　　這次與政府部門合作的經歷讓陳老闆真實感受到，人情是可以用利益換來的。人情交易的實質就是，用金錢或別的方式，讓對方覺得欠了你的人情，因此當你有求於他時，自然要考慮給你相應的回報。這正是陳老闆所看重的。第一次與政府的合作雖然沒有帶來利潤，但通過這筆投資，打通了各個關節，為陳老闆建立起一條與政府合作的專用通道。依靠第一次建立起的關係，他相繼承接了新開發區幾項政府工程的物業服務項目，這些項目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利潤。

　　“工業化對中國傳統的人情社會衝擊很大，市場經濟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來，政府控制著資源，而法制尚不健全，尤其對政府官員的私人和公共界限未做清晰地劃分。有的人便憑藉同鄉、同學、戰友、親戚等關係，和掌控資源的官員形成一個個隱秘的圈子，集體分肥。而這樣的圈子是一個人際關係的群體網絡，是一種長期的合作關係，這些人往往通過這種具有社會性質的人情往來，甚至依賴著原本就是親戚、同族、同鄉或朋友的情感關係，使圈子更為穩定；因進行多次交易、合作，小團體之間就逐步地由鬆散型向緊密型發展，構成一個相對安全的系統，除非分贓不平而少有翻船的。”四川大學社會與心理學系主任陳昌文教授從中國社會轉型期，制度與人情的邊界轉換角度闡述了為什麼人們樂此不疲地要構建人情網絡。

　　腐敗人情説

　　文_本刊記者 王春

　　2010年11月，湖南某大學舉辦了一場主題為“人情與腐敗”的辯論會。在開篇立論階段，正方一辯從官場、學術、商業等各個層面的腐敗展開論述，認為過度氾濫的人情正無孔不入地滲透社會形態的各個領域，成為滋生腐敗的蛀蟲；而反方一辯則澄清了人情的概念，認為人情是人與人之間純粹、美好、質樸的情感，而淪為“腐敗幌子”的人情所附帶的種種消極屬性已然扭曲了人情的原貌。進入自由辯論環節，正方堅持反對過用人情，尤其打著人情的幌子行腐敗之實；反方則再次強調人情本無罪，它只是被腐敗分子盜用了的遮羞布。

　　人情到底怎麼啦？人情和腐敗有必然關係嗎？

　　貪官的託詞

　　日前，湖南省株洲市中級法院對該省湘潭市原副市長朱少中受賄、濫用職權案作出二審判決，以受賄罪、濫用職權罪，決定對其執行有期徒刑10年。

　　朱少中收受錢財的次數不少，僅檢察機關指控的就有60多次，但其每次收受的數額並不大，而且大都是在各種年節假日、他過生日及他家辦婚喪事宜期間收下的。一審庭審時朱少中曾辯稱：“這些人和我的關係都很好，我收的錢很多是他們以‘人情’的名義送的。”

　　但檢察機關卻不認可朱少中的“人情”説。朱少中曾于2006年至2008年，先後多次收受湘潭宏通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某賄賂共計人民幣15萬元、美元2萬元。據經辦朱少中案的檢察官説：“李某與朱少中在行賄、受賄時並沒有單就減免報建費提出請托和進行承諾，李某的這種‘感情投資’是為其今後有困難求助於朱少中時打下基礎。”事實也的確如此，朱少中除在報建費減免上給予李某幫助外，還在房地産項目調高容積率等事項上給予了關照。

　　不少公職人員對此類的“人情”並不陌生，一些腐敗官員落馬後還會經常拿“人情”説事，似乎他們的貪腐都是人情惹的禍。

　　2011年5月，江蘇省蘇州市金閶區人民法院通報，這個市審結了首起商業預付卡受賄案，被告人林某因收受“朋友”贈送的“購物卡”3萬餘元被判有期徒刑1年。

　　林某係蘇州某職業學校後勤與基建處負責人，被審期間，他堅持認為這些購物卡是朋友間的“人情往來”。

　　而金閶區人民法院刑庭庭長孫華認為，區別通常意義上的人情往來和行賄受賄，有三個明顯特徵：一是數額上明顯超過一般人情往來的金額；二是送卡人與收卡人有業務往來，送卡人有明顯的請托事項；三是收卡人只收受，不回贈，不具備人情往來互惠平衡的特徵。

　　而林某在事實面前，最後也承認，如果不是自己手中的權力，這些“朋友”不見得會給自己送如此多的“人情”。

　　“普通人的人情往來，大約也就是‘毛毛雨’，誰會動輒送幾千、幾萬的？試想，如果掌權者退休了，還會不會有那麼多人過節時跟他‘人情往來’？”河南省一名紀檢幹部認為，“凡是超出一般人情來往的禮金，就不可能是‘免費的午餐’。”

　　腐敗官員往往在落馬被判處刑罰後，才仿佛一下子清醒過來，大呼“人情好害人”。

　　原中移動四川公司董事長李華在剖析自己的腐敗原因時認為，自己是在人情下失足。2011年8月，法院以受賄罪判處李華死緩。2000年至2010年，李華先後40次收受他人賄賂共計1647.9萬餘元。

　　他在懺悔中説：“過去，我掩耳盜鈴地認為，所謂‘賄賂’二字，不過就是朋友間的正常交往，也就是人們常説的禮尚往來。我在商務交往中結識的‘朋友’，為了迎合我的貪婪，挖空心思以各種名義送錢送物給我。逢年過節，他們會送來祝賀感激的禮品；我女兒出國讀書，他們會幫忙解決學費問題；我準備購房，他們會幫我墊付房款及各種手續費；我生病住院，他們會以看望為名送來紅包。只要我有什麼愛好、有什麼需求，他們都會想方設法滿足我。現在，我才認識到，這些人送錢送物給我，不過是看中了黨和人民交給我的權力，想通過我手中的權力來為他們自己謀取更多的商業機會和更大的利益。”

　　四川省崇州市紀委常委甘建成在談到這類現象時一針見血地指出：“貪官用權力做人情交換，所謂‘人情往來’那不過是貪官們的託詞幌子罷了。”

　　人情變質成腐敗

　　“其實人情不僅僅是中國人特有的，整個人類社會都是少不了的。從理論上講，人類社會有兩種交換：商品交換和社會交換。前者是為生理生存的需要，有等價、及時交換的特點，後者涉及情感問題，簡單説是為了社會互動、聯絡感情、增進友誼，而人情交往屬於社會交換。”四川省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胡光偉告訴記者，“社會交換是不等價的。比如‘千里送鵝毛，禮輕情意重’，那是為了增進友誼。而現實社會中，有的人把人情交往這種社會交換變成了商品交換。如果給官員送禮只是為了增進感情，加強了解，那是屬於社會交換，不屬於賄賂。但如果官員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公共資源來換取屬於送禮者私人的物品時，那就使得交換發生質變，這不屬於社會交換，不是私人之間的交換，應該就是權力尋租。”

　　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則説：“一個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套近乎，交朋友，我覺得也不是不可以。但通過人情去獲得各種利益，把人情當作一種潛規則，這其實是一種偽人情。涉及到行賄受賄，就是法律問題。”

　　其實，貪官一開始就很明白打著人情旗號下的腐敗“奧妙”。曾擔任四川省雅安市副市長、漢源縣委書記的湯福錦因受賄入獄後説：“他們送錢是衝著書記這個職位來的。”

　　一般而言，“來而不往非禮也”的這種“人情交換”應該實行的是“自願原則”，而非強迫性質。“但在大部分資源被政府高度壟斷的情況下，一些人為了獲取資源，需要官員的審批，在正常獲取渠道不暢通的情況下，不得不通過‘人情’網絡滲入官場，借助‘人情交換’從政府官員手中來獲取公共資源。”四川大學社會與心理學系主任陳昌文教授説，表面上看有些地區是送禮成風，是一種“民俗”，實際上這是被當地的腐敗官員“逼”出來的，一般老百姓不得已而為之。

　　一名長期在紀委工作的人士告訴記者，從接受的投訴來看，一些部門對老百姓的事情一拖再拖，其目的就是讓老百姓多跑幾趟後，不得不向其送上“人情”。

　　近日，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法院對備受關注的重慶醫藥高專貪腐窩案進行了宣判。法院經審理查明，該校校長黃祖春、副校長鄧步華、校辦主任丁昭良為牟取私利，在學校新、舊校區工程建設中，分別受賄20萬元、26萬元和12萬元。法院以受賄罪分別判處黃祖春、鄧步華、丁昭良有期徒刑10年、8年和10年，並分別沒收個人財産兩萬元。

　　“很多事情都需要他們簽字認可，送些好處費，在工程建設和之後的付款過程中就不會為難我。”重慶醫藥高專的綠化工程承建商張某在證詞中坦言。

　　人情無錯

　　文_水風

　　筆者認識的一位廳級幹部，一向潔身自好，近來卻頗受煩擾。原來他在異地任職，老家的一些親戚老表不遠千里，跑到他所在城市打著他的旗號 “攬事覓食”。事前他並不知情，知道後很是光火，狠狠批評了那些親戚。不想，對方反倒是跳將起來，説他自私只管自己不顧念親人。尤其令他不解的是，其他親戚們的態度竟多也站在那人一邊，認為“現在都這樣”，覺得他刻板不近人情。

　　其實這人是個重情之人，寒微之時他對老家的人也能解囊相助；沒想到如今卻招致這樣的埋汰。他甚是感慨，做好人易，做好官難啊。

　　這位官員面對的困惑，正是中國社會千古難解的人情題。道理的是非曲直自然是一目了然；但放到現實層面，人情環境下人的行為處事往往並不那麼能夠一清二楚。這位官員正氣凜然堅持原則值得尊敬，但現實中的人情關，很多人卻都過不去。如他親戚們説的“現在都這樣”，就道出現實的另一種答案。在現在的社會環境中，單靠官員個人的思想覺悟和道德操守去抵禦的成效有多大？因此有人提出，人情害人，要改變中國人情社會的傳統。

　　姑且不説改革一個國家的經濟要幾十年，改變一個民族的文化心理可能要幾百年。作為中國人自古以來的處世內在邏輯，人情觀念該不該改？難道都是人情的錯嗎？

　　人情是中國的千古智慧，中國綿延兩千年成為唯一現存的文明古國，人情對維繫社會穩定的作用不可忽視。朝代可以更替，人情始終未變，社會由此存續。血脈相連，人情溫暖，這是一個讓中華民族驕傲的傳統。不要忘了，當年我們對資本主義冷冰冰人際關係的批判；而現在提倡學雷鋒，也包含著對社會中人情溫暖的嚮往。因此，筆者認為我們對於人情社會的質疑和批判，在公不在私，在追求法治的道路上如何擺脫人治的羈絆。

　　歷史上中國沒有走向法治，是因為沒有法嗎？《大明律》的嚴酷律法、《大清律》的完整體系，遠遠超越了同時期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但結果中國眼望後起之國向法治絕塵而去，自己始終在人治漩渦打轉。這是因為儒家治國倫理下的人情混淆了公私，超越法理，徇情枉法成為封建時代難以除掉的政治惡疾。

　　中國的傳統社會是運行在兩條軌道上，一是法律，一是人情。這兩條軌道不是平行而是時有相交，如古話説的“法不外乎人情”和古法中“親親相隱不為罪”。儒家提倡“應天理順人情”，民間則有“人情大於天”的説法。人情上達廟堂，下通鄉野，既是基於人性的自然天性，又因義利的統一而被經世致用。因此，古代中國社會是人情社會；古代的人治，某種程度上也就是“人情之治”。

　　於是從古至今我們看到，有人情，就有關係；有關係，就有商量；有商量，就有變通；有變通，法律制度就打折扣。然後投桃報李你來我往，就有利益交換；固定了的利益就成了同盟圈子；圈子中講情面不講法；推而廣之，整個社會就講人情而不講法。

　　但現在我們已經摒棄了儒家那套治國之道，走向現代國家，法治不行便不是人情的責任，而是規則的問題。現代法制國家也講人脈關係、講人事淵源，美國政壇有骷髏會、日本有世家政治，西方國家都有政治利益集團，也都有利益交換。過去美國總統把大使職位“酬謝”給競選中的捐款富豪，雖被人詬病但並不能説因此美國就是人情政治。因為運行規則是透明的，授權程序是公開闔法的。由此可以得出，妨礙中國法治進程的不是人情，而在於整個社會缺乏公開透明的規則，在於權力的暗箱操作，以及缺乏真正的監督。

　　如前所述那個例子，就算是親戚去“覓食”，只要程序完整過程公開，錢可以掙得心安理得，官員本人也可以光明磊落無須避嫌。一切都在陽光下，既能防腐，也能清毒。當然要達到這一步，就不只單一領域單一事項的片面公開和斷層公開，而是建立包括權力運行的公開、財政預算公開、官員個人信息公開在內的一整套公開體系。

　　政府能夠真正被人民監督，決策經公開討論而出，權力的行使在公開、透明的情況下進行，結果能夠直接接受社會大眾的評判與檢驗，這是當代中國社會葆有人情美好的同時，走向現代法治國家的必由之路。

　　人情進化論

　　文_本刊記者 王春

　　讓人情回歸本原

　　“來買捆大蔥吧，兩塊錢一捆，幫幫這個人，大家來獻一點愛心！”

　　2010年7月6日，長春，一個來自外地的農民李國和穿著破舊的衣服坐在地上，面前擺放著一堆堆的蔥和野菜。奇怪的是，李國和自己不叫賣，一名交警卻在積極地向來往的行人推銷。

　　原來，40多歲的李國和和79歲的父親李福祥到城裏來賣蔥，三輪車不小心把人撞傷了。把傷者送往醫院後，交警決定將其三輪車暫扣。

　　然而，前來處理事故的民警李想了解到，李國和家裏很窮，五口人八畝地，全指著種地的收入。李國和父親年紀大了，他本人又患有癲癇病。這一會兒他已經抽了三回了，是路人幫著掐人中他才醒過來的。於是，李想就決定幫李國和賣掉大蔥和野菜，減輕他的損失。

　　聞聽此事，市民們紛紛掏錢購買大蔥和野菜。僅用了半個多小時左右，200多斤大蔥就全部賣光。

　　還有好心市民聽到事情經過後，特地買了礦泉水送給李國和。附近一家飯店還送來了米飯和菜。而更讓人感動的是，許多市民並不拿蔥，塞給李國和10元、20元錢後轉身就走。無疑，那一刻，這個外鄉人被溫暖緊緊包圍。

　　為了凝聚社會道德力量，讓人與人之間充滿關愛之情，每年3月5日前後，全國範圍內的學雷鋒活動風起雲涌。雷鋒精神就是一種道德力量，體現的正是人與人之間不計回報、無私奉獻的關愛之情，這和當今社會一些人秉持的“人情利益化”觀念形成鮮明對比。中國倫理學會會長、清華大學教授萬俊人説：“一個冷漠、無情、自私、甚至貪婪的社會決不是好社會，周圍太缺少好人、惡人太多也不可能讓我們過上好生活。”

　　在學雷鋒活動中，志願者紛紛走上街頭，免費為需要幫助的人提供服務。雷鋒的追隨者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無償幫助他人，不計名利，而他們收穫的是情感的回報。

　　蘇州大學附一院的殷雪群是江蘇省蘇州市的學雷鋒道德模範，她説：“10年前的一次突如其來的車禍，一場不計報酬的異地施救，讓我重新擁有了健康，我的生命翻開了新的篇章。那些救助我的人成了我心目中的‘雷鋒’。8年後，我用自己的造血幹細胞挽救了一個同樣年輕的白血病患者的生命。有人説過，施比受更為幸福。如今，能夠幫助別人，讓我感到自己是個幸福的人。”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副教務長丹尼斯西蒙説：“雷鋒精神在中國的回潮是一個積極的信號。雷鋒精神是無私奉獻的典型代表，而當今中國正處在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新階段，特別需要思考雷鋒精神，為轉型期的中國注入可持續發展的道德力量。”他認為，中國人的錢包越來越鼓，物欲橫流的喧囂都市生活很可能會帶走許多人對社會和他人的關懷，甚至惻隱之心。雷鋒精神讓我們不再貪圖個人財富的積累，而是告訴我們奉獻和真誠的價值超越一切物質利益。

　　“人情應該屬於社會交換，不屬於商品交換，它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不一定是等價交換。”四川省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胡光偉説，“但現代中國處於急劇轉型期，不少人把本屬於社會交換的人情交往當成了商品交換。比如，婚喪嫁娶，朋友之間的交往一律量化成了紅包禮金，收禮者一一記賬，日後要找機會償還。人情交往變了味，失去了它的本來意義。”

　　胡光偉認為，人與人之間加深感情、增進了解而送禮，這未嘗不可，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一味地物質化、利益化，就使得社會交換容易發生質變，而這是我們應該反對的。“我們應該正確區分商品交換和社會交換，還原人情交換的本質。中國社會需要人情，但要擺脫人情交往一律物質化、利益化的傾向，讓人情回歸本原。而雷鋒身上所體現的那種非物質化的人情味正是我們社會所需要的。”

　　制度信用下的人情

　　人們渴望人與人的溫情，但對於需要付出的時候，又會考慮計較很多，像小悅悅那樣的人情冷漠事件不時發生。

　　“中國處於轉型期，正從傳統的基於農耕文化為基礎的‘血親關係社會’也就是‘人情社會’向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陌生人社會’轉化。在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下，傳統的‘人情社會’崩潰，市場經濟社會需要的新的制度規則體系尤其是信用體系未完全建立起來。而在市場經濟社會中，人的流動性加快，面對的陌生人會猛然增加，人與人之間由於缺乏信用制度保證，因而彼此缺乏信任，安全感差，出現小悅悅那樣的事件就不難理解了。正因為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所以不少人只好回頭尋求熟人幫助，本來可以正常辦理的事情，也按照傳統的慣性要找熟人，從而欠下人情，欠人情就要還，這樣就逐漸發展成了目前人與人之間的物質化、利益化的關係。” 蘇州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高峰教授這樣認為。

　　而“陌生人社會”是和“人情社會”相對而言的概念。在這樣的社會，陌生人之間雖然素不相識，但是無所不在。細想起來，人類實際上生存的一切都要靠周圍不認識的人。美國知名學者弗裏德曼這樣描述“陌生人社會”：“當我們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護我們，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脅我們，如罪犯。陌生人撲滅我們的火災、教育我們的孩子、建築我們的房子、用我們的錢投資……如果我們生病進醫院，陌生人切開我們的身體、清洗我們、護理我們……”因此，社會裏的每一個人都是社會的組成因子，是我們整個社會運轉的“齒輪”。在一個理性、成熟的社會，我們尋找人情裏的溫暖和力量時，那些可能一輩子只見一次面的陌生人絕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們構成了我們社會的每一寸肌膚的溫度。

　　“人與人之間的血緣、親緣和地緣紐帶被斬斷後，社會的發展，商品交換的發生，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信任只能靠制度或契約來維繫。所以，‘陌生人社會’又被稱為‘法制社會’或‘契約社會’，它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發展的必須趨勢，是市場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必然結果。”胡光偉指出，在市場經濟中，禮俗和關係的作用雖然仍然約束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但在更廣泛的社會範圍內，還需要制度建設來發揮作用。在‘陌生人社會’，制度是一種保障，它可以排斥人情糾葛和人情壟斷，摒棄拉關係、走後門等繁瑣的環節。‘陌生人社會’也可以很好地維護社會交往雙方或多方的利益，減少在‘人情社會’中的行為成本。在‘陌生人社會’中，信譽是前置，就是誠信為先，在人際交往中，如果每個人都以誠實守信為榮，見利忘義為恥，那麼交往成本就會大大下降。”

　　那麼，在“陌生人社會”裏，人情還存在嗎？如果存在，那是一種什麼樣的人情呢？

　　“實際上，在‘陌生人社會’中，熟人、人情血緣仍然存在，這些是任何社會都不可徹底防除的，關鍵在於不能用這些來排斥、動搖制度。在‘陌生人社會’，我們要建立的是一種新型的人際關係，以打破人們對人情和關係的心理依賴。在這種人際關係中，人們在明確的遊戲規劃下合作互利，交往的範圍更廣泛普遍，權責明確，交往的成本降低，效率更高，同時能有效地克服利益衝突，避免相互利用和猜疑。”胡光偉説，要瓦解現在的“人情社會”，最重要的措施是政府誠信和轉變政府職能，弱化政府配置資源的功能，讓市場和民間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整個社會營造一種濃厚的“制度文化”，只有更多地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才能為法律開闢越來越多的空間，突破“人情社會”，走向以法律為基礎的“法制社會”，讓人們適應“陌生人社會”中的制度化生存。

　　蘇州市近10年來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區人口猛增至600萬，其中約一半是外來人口，這是一個向陌生人社會轉型的模本。在這裡，人情環境有什麼變化呢？

　　在外資企業三星公司工作的中層管理人員栗平説：“公司高層會拜訪政府官員，但這只是為了增進了解，加強溝通，加深感情。會帶禮品，但絕不是很貴重的禮物。而在蘇州工業園區裏，到政府部門辦事，都按照規章制度行事，沒有因為不認識政府的辦事人員而辦不成或者拖延。”蘇州市紀委宣教室的王冠豪告訴記者：“蘇州在治理人情腐敗上，並沒什麼高招，但我們要求的是強化落實執行制度的力度，按照制度規矩來辦事，樹立規則意識。”而蘇州的志願者隊伍比較多，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得益於蘇州為奉獻愛心的志願者建立誠信積分制度，因為積分越高，就越能享受到政府的政策優惠，這是政府在制度層面探索鼓勵人與人之間建立相互關愛的關係。

　　上海無疑是中國最為“老牌”的“陌生人社會”，上海市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周建明告訴記者：“經過多年商業文化的熏陶，上海市民的規則意識相對比較強，‘人情社會’的氣氛相對比較淡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