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總是會不斷出新，顯得五花八門。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史研究取得了明顯進展，同時也引進接受了很多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如現代化理論、“中國中心觀”、年鑒學派、國家—社會理論、“過密化”、“權力的文化網絡”、“地方性知識”、知識考古學、後現代史學等等，林林總總。引進接受的過程既是一個讓人目不暇接、眼花繚亂的過程，又是一個不斷跟進、讓人疲憊的過程。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我們在不斷地反思，也在不斷地前行。一方面，中國社會史研究深受西方有關理論和方法的影響，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另一方面，我們又不時看到對盲目追跟、一味模倣西方理論和方法的批評，建立中國本土化的社會史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呼聲在我們的耳畔不時響起。

　　儘管學界對“何謂本土化”這樣一個基本問題仍存在多種不同解釋，但其核心問題無非是用西方的或其他外來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本土社會問題時，需要對原有的理論和方法進行檢驗或修正，需要結合本土實際情況和問題賦予原有理論和方法以新的內涵，甚至重新建構更為切合本土實際情況和問題的理論和方法。本土化並不是排斥西方的或其他外來的理論和方法，更不是什麼狹隘的民族主義，重要的還是我們常常論及的“借鑒”。推進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本土化，需要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把握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學術傳統與研究背景

　　推進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本土化，首先需要正確對待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學術傳統，深刻理解中國社會史的研究背景，在吸收西方理論和方法的同時做到心中有數。

　　20世紀初梁啟超的《新史學》不僅在政治上起到了開民智、鼓民氣的作用，而且開啟了以進化論為基礎注重“群體”研究的社會史研究之先河。他批評中國舊史學“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等四大弊端，鮮明地提出史之所貴貴在“群史”的史觀，所謂“夫所貴乎史者，貴其能敘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敘一群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後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新史學應該是國史，是民史，是一大群人的歷史，是社會的歷史，一時成為學界的共同認識，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等近代意義上的新學科在中國的興起與新史學互為激蕩，蔚然成風。這是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學術傳統，在推進中國社會史研究本土化時需要正確對待。

　　如果説上世紀初社會史在中國的出現深受社會政治思潮影響的話，上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史的復興同樣是中國社會政治變動的結果。“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我國開始由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全面了解國情、認識國情成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史學界在反思以階級鬥爭為主線、以政治史統括全部歷史的過程中，發出了全面研究中國歷史，“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的呼聲，學科意義上的中國社會史研究應運而生。中國社會史研究的興起和復興，都與中國社會的時代變革緊密相連，都有深刻的本土化背景，這是我們今天討論中國社會史研究本土化的一個基礎。

　　從中國的現實問題出發

　　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本土化，需要我們高度關注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實變遷，從中國的而不是西方的現實問題出發來確定我們的研究內容，進而提煉出我們的理論和方法，也就是要有中國的“問題意識”。

　　我們知道，社會史其實是一門“問題史學”，通過過去理解現在，通過現在理解過去，正是年鑒學派方法論的核心。第三代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勒高夫就明確指出，社會史“比任何時候都重視從現時出發來探討歷史問題”。社會史意義上的“社會”，不僅是歷史上的社會，同時也是現實的社會，是一個歷史與現實粘連的社會。半個世紀前，錢穆先生在香港某學術機構演講時就“如何研究社會史”也有如此的看法：“要研究社會史，應該從當前親身所處的現實社會著手。歷史傳統本是以往社會的記錄，當前社會則是此下歷史的張本。歷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會，社會上所有則是現前的歷史，此兩者本應聯絡合一來看”。現實社會中的許多問題都由歷史沉澱而來，從歷史出發對現實問題會有更為深刻的認識。反過來，從現實出發則更能提煉出具有學術和現實意義的歷史研究課題。近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中比較活躍的“生態社會史”、“醫療社會史”、“水利社會史”等，均是從現實出發提出問題、研究問題，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本土化的趨向令人期待。

　　“自下而上”的區域社會史角度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也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本土化，不僅需要進一步加強對中國歷史“宏大事件”的深入研究，而且需要從“自下而上”的區域社會史角度加強研究。

　　為什麼要加強“自下而上”的區域社會史研究？美國學者柯文認為：“採取這種做法的主要依據是因為中國的區域性與地方性的變異幅度很大，要想對整體有一個輪廓更加分明，特點更加突出的理解——而不滿足於平淡無奇地反映各組成部分間的最小公分母——就必須標出這些變異的內容和程度”。的確，整體的社會無疑是多區域社會互相聯絡的結合體，區域研究通過對一定區域“全部歷史”的深入考察理解其歷史發展脈絡，這就有可能提出不同於宏觀歷史的問題和解釋，避免把宏觀歷史的框架套用到具體的區域發展進程中。檢索年鑒學派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從區域角度出發的論著佔有重要地位。布羅代爾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勒華拉杜裏的《蒙塔尤》，一定程度上説都是區域社會史研究的經典之作。黃宗智、施堅雅、杜讚奇等國內學界熟悉的中國問題研究的代表人物，其重要著述無不是從區域出發對特定區域的深入研究。其實，在中國學術發展史上，不僅古老的歷史學具有區域研究的悠久傳統，而且新興的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更加重視從區域出發理解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眼下方興未艾的區域社會史研究不僅顯示出它對整體社會史研究有極大的推動作用，而且成為推動中國社會史研究本土化的重要實踐和主要趨向。

　　走向田野與社會

　　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本土化，需要對本土的歷史和現實有深入的了解與深切的感受，需要社會史研究者走向田野與社會。這裡的田野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相對於校園和圖書館的田地和原野，也就是基層的城鎮鄉村；二是人類學意義上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參與、觀察、實地考察的方法。這裡的社會也有兩層含義，一是現實的本土社會，要懂得從現在推延到過去，或者由過去推延到現在；二是社會史意義上的社會，這是一個“自下而上”的社會，也是一個整體的社會。

　　“優先與人類學對話”，回到歷史現場進行“在地化”的考察、體驗和研究，實為中國社會史研究本土化的必由之路。人類學家從事的微觀個案研究，要求研究者到研究對象的生活圈子裏進行長期的田野工作，並對其觀察和體驗到的“他者”世界進行“深描”和“文化的解釋”，研究者要由局外人和旁觀者變成參與者和親歷者，達到親臨現場、身臨其境的效果，這是中國社會史研究本土化的重要途徑。需要指出的是，走向田野與社會和蒐集解讀歷史文獻並不矛盾。離開基本的歷史文獻無法去做具體的歷史研究，也不可能擁有社會史意義上的“總體的眼光”，走向田野與社會恰恰是為了進一步蒐集文獻，激活文獻，讀懂讀通歷史文獻。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歷史既是一個時間的過程，又是一個在特定空間中展開的過程，對於歷史時間的認識，我們只能間接地從文獻中獲知，而對於歷史空間的認識，我們則有可能直接去體驗去感悟。正是這種直接的體驗和感悟，才使我們可以蒐集到圖書館裏沒有的文獻，可以看到歷史的遺存，可以把以往的歷史和現實的社會聯絡起來，一個多層次的立體的豐富的全面的歷史才能展現在我們的面前。把歷史文獻和田野考察結合起來，把象牙塔裏搖椅上的歷史學家變成“田野裏的歷史學家”並沒有什麼不好。

　　重視社會史資料的蒐集與整理

　　追求總體的全面的社會史研究極大地拓寬了傳統史學的研究領域，同時也給研究者帶來資料分散難以蒐集整理的困難，這個困難又是一個必須面對和克服的困難。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本土化，還有一個基礎的又是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社會史資料的蒐集與整理。

　　西方的社會史研究不僅擴大了歷史文獻的範圍，甚至經歷了一場“資料革命”。勒高夫説：“這些史料包括各種書寫材料、圖像材料、考古發掘成果、口頭資料等。一個統計數字，一條價格曲線，一張照片或一部電影，古代的一塊化石、一件工具或一個教堂的還原物，對於新史學而言都是第一層次的史料”。中國社會史研究中雖然沒有像西方教堂保存的系統完整的個人家庭檔案等資料，卻有大量本土化的中國特有的社會史資料。除了卷帙浩繁的正史外，志書、筆記、家譜、檔案、日記，甚至小説、戲曲、民謠、諺語、文物等，無不透露著社會史的信息。中國社會史有著不同於西方的社會史問題，更有著不同於西方的社會史資料，只有從這些本土化的資料出發，才能提煉出本土化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説，沒有中國自身豐富的社會史資料來源，就不可能産生中國本土化的社會史論著。我們已經高興地看到，系統地蒐集和整理社會史資料，哪怕是自己研究的某一領域的專題性資料，已經開始引起部分社會史學者的重視，一些研究機構甚至開始了有組織有計劃的“集體調查”式的資料蒐集與整理工作。這樣的工作不僅會對社會史研究的本土化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而且對搶救和保護文化遺産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為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