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新華網，作者：古遠清，原題：《史海回眸：蔣介石父子是如何反台獨的？》

蔣氏父子反“台獨”與我當時對臺政策

台灣與祖國大陸分離的日據時期，在政治上脫離中國，在文化上台灣人民又不願意做“皇民”，這便産生了所謂“孤兒意識”，分離主義處於潛伏狀態。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因台灣沒有解放，這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戰前台灣與祖國大陸隔絕的狀態，海外的反華勢力和島內一些戴著不同面具的分離主義者，便炮製出所謂台灣“託管”和“台灣地位未定”的謬論，企圖“劃峽而治”，讓台灣從祖國分割出去。蔣氏父子與中國共産黨在意識形態上尖銳對立，但在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方面與中共不謀而合。面對海外的分裂勢力，中國國民黨在1992年以前表現出堅定的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立場。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提出“台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裏，也不能落在美國人手裏”這種對臺政策。

從政治上宣揚“台獨”容易受到打擊，因而一些“台獨”人士往往從“文化台獨”尤其是“文學台獨”做起。所謂“文學台獨”，係“文化台獨”、“台灣自主論”、“台灣主體論”的一個組成部分。具體來説，是指國民黨為“外來政權”，“中國文學”也屬“外來文學”，屬“漂流到台灣來的一縷孤魂”。台灣文學雖受“五四”新文學的影響，但更受日本文學的影響。這種曾用日文書寫的文學，既不是“中國文學”，也不是“日本文學”，而是獨立的文學。所謂“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分支”，完全是“陳詞濫調”。“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已經“分離”，已經“斷裂”，這兩者的關係，有如英國文學與美國文學的關係。兩岸是“一邊一國”，兩岸文學其實質也是“兩國文學”。兩岸文學交流，不是國內文學交流，而是國際交流，即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學交流。這個“國家”，目前是“兩個中國”之中的“中華民國”，以後則是“台灣共和國”。

上述言論在1950—1980年代大體上處於萌發階段，遠未有1993年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系統化和“學術化”，但只要上述言論一露頭，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蔣氏父子及其附屬文人，便給予嚴厲的批駁。如1982年9月28日，“黨外”人士發表《美麗島受難人共同聲明》，其中雲：“在台灣島完成民主，遠比中國製造統一更為迫切，更為重要”。當局敏銳地發現這是“台灣”高於“中國”的論調，便從上到下圍剿，《中國時報》所發表的文章態度尤為強硬。這説明到了多元文化的1980年代，當局的言論尺度及治安處置均沒有鬆動。這次以散發傳單形式發表“共同聲明”的四位黨外人士，便受到三周禁止與家屬團聚的處分。

用法律武器整肅“台獨”

“台獨”思潮的産生，有政治上的分歧、台灣社會的特殊性、國民黨對島內人民實行高壓統治，無視台灣人民利益等方面的複雜原因。不管什麼原因，“台獨”均損害國家尊嚴，使國民黨的統治地位受到挑戰和動搖，故蔣介石、蔣經國執政期間，對島內的任何“台獨”言論和行動，均採取嚴厲壓制和打擊的態度。對文學上的“台獨”傾向，同樣保持高度警惕，不讓其尋找任何機會和藉口出現。在1977年鄉土文學大論戰期間，“台獨派”的“台灣文學論”已冒頭，有部分鄉土作家強調台灣農村與中國不同，並由此否認台灣農村是中國農村的有機組成部分。作為國民黨文藝政策的執行者和發言人陳紀瀅，嚴正指出：“如果説，台灣是孤立的獨特的，是與中國分裂的，那我們百分之百反對，那是‘台獨’思想。”陳紀瀅之所以這樣敏感，是因為美國、日本反華勢力在策動和支持“台獨”，致使台灣文壇的分離主義傾向始終存在著，零星的事件時有發生。對此，國民黨當局均決不姑息，嚴懲不貸，對那些頑固的“台獨”分子，則重拳出擊。

為了反對“台獨”，台灣當局動用了法律武器，制定了“懲治叛亂條例”，以“涉嫌叛亂”或“涉嫌台獨”、“破壞國體，竊據國土”以及“顛覆政府”等罪名，給“台獨”分子和團體治罪，並以軍法審判“台獨”案件，還在1950年末，蔣介石下令大批抓捕“台獨”分子，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1960年代當局鎮壓彭明敏為首的“台獨”勢力這一重大事件。曾擔任台灣大學政治系主任的彭明敏，因宣傳“台灣獨立建國”和企圖推翻蔣家王朝，被軍事法庭判處8年徒刑。1987年10月，許曹德在台灣政治犯聯誼總會成立大會提案將“台灣應該獨立”列入章程，結果被判叛亂重刑。

當然，國民黨把打擊“台獨”與“顛覆政府”聯結在一起，難免借反“顛覆”之名，行獨裁之實，把具有民主自由思想、敢向蔣政權挑戰的愛國青年打成“台獨”分子。如以煽動“台獨”的罪名逮捕既不會講“臺語”，也不是“台灣人”的李敖，就是百分之百的冤假錯案。由於過於極端，把“台灣”、“臺語”一律視為“台獨”的同義詞，難免造成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情況。1984年杜十三的詩集《地球筆記》在電視臺朗誦時用了“臺語”，警備單位馬上調問節目製作人為何不使用國語，是否有“台獨企圖”？這不看內容只看形式的審查，自然引起對方的強烈反感。另一案例是1986年3月，“國防部長”親自出面在“立法院”以“挑撥民族感情散播分離意識，攻擊醜化政府”為名，查禁吳濁流的《無花果》一書。其實，吳濁流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海外分離主義者對他的愚拙的攀附不成立，台灣當局對他因揭發了國民黨的陰暗面而將其往“台獨”方面推，同樣是一種錯誤。

不許“台獨”人士回台灣和查禁“台獨”書刊

台灣當局對“台獨”勢力決不姑息，許多時候是準確和正義的。像還在20歲時就萌生台灣作家不是中國作家之意識的張良澤，1970年代在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新文藝”課程，以首次講授台灣文學為名宣揚分離主義思想，為漢奸文學即“皇民文學”翻案，故每個學年度校方均要討論這位認為“台灣文學不同於中國文學”的講師是否還有資格留任。1978年，張良澤投入黨外運動，在美麗島事件爆發後無法在台灣生存，只好在美國和日本流亡。在流亡期間受海外“臺美基金會”資助，鼓吹“台獨”十多年，否認台灣人抗日的民族正氣，稱台灣人為非中非日，介於“漢民”與“皇民”之間的“三腳仔”，並污衊中國人是“四腳仔”的豬，這種瘋狂的自我侮辱還不算，還熱烈讚揚戰後日本資本“使台灣獲致社會的安定和繁榮”。當局懷疑他是“國賊”，因而在其護照上加蓋“吊銷”的大紅字，不許他回台灣，一直到戒嚴令解除五年之後，才允許他返回探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