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自發表以來，對中國半個多世紀的革命、政治、思想、文化等産生著深刻的影響，尤其對中國文學的發展進程影響深遠。正如學者所説的：“只有理解《講話》，方能理解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講話》的理論輻射甚至遠遠超出文藝運動範圍，在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義。”《講話》的思想意蘊的精髓無疑是其人民性的思想。中國文藝經歷數十年的發展和檢驗，人民性始終是文藝發展繁榮的源頭活水，是文藝的永恒生命。

　　來源：馬克思主義傳統

　　重視文藝的大眾化、人民性問題，歷來是馬克思主義的珍貴傳統。人民性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的人民性思想傳承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傳統，並結合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的具體情況，給予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

　　重視人民性是中外思想史上的先進而優秀的特性，中外歷史上政治文化學説中不乏民本思想，致力於人類解放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則將人民性思想發揚光大，産生許多經典的論述。

　　馬克思早年在《萊茵報》擔任記者時就曾説過：“誰要是經常親自聽到周圍居民因貧困壓在頭上而發出的粗魯的呼聲，他就容易失去美學家那種善於用最優美最謙恭的方式來表述思想的技巧。他也許還會認為自己在政治上有義務暫時用迫於貧困的人民的語言來公開地説幾句話，因為故鄉的生活條件是不允許他忘記這種語言的。”

　　恩格斯在1847年發表的《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中批評了當時的文學家不是在現實世界中生活和創作，而是“漂浮在雲霧中”，沉溺于“固有的小資産階級的幻想”，他倡導要“歌頌倔強的、叱吒風雲的和革命的無産者”。

　　在馬恩著作的基礎上，列寧在文藝如何為無産階級和人民大眾方面，有了更為具體而明確的論述，並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産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講話》僅有的兩次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觀點的引用，都是源自列寧的《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

　　毛澤東對列寧主張的吸收和發展主要體現在：

　　一是對文藝和整個革命事業關係的論述。他們都認為文藝是無産階級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藝對革命事業的發展有著重大的作用。列寧曾指出：“寫作事業應當成為整個無産階級事業的一部分，成為由整個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一部巨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毛澤東發展了列寧的這個論斷，提出：“革命文藝是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齒輪和螺絲釘，和別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起來，自然有輕重緩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對於整個機器不可缺少的齒輪和螺絲釘，對於整個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是文藝方向的大眾化、人民性取向。列寧指出，在文藝為誰服務的問題上必須明確一個基本方向，那就是“必須深深地紮根于廣大勞動群眾中間。它必須為群眾所了解和愛好。它必須從群眾的感情、思想和願望方面把他們團結起來並使他們得到提高”。《講話》更是非常明確地指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

　　精髓：人民本位 生活本位

　　從毛澤東思想發展歷程看，毛澤東文藝理論中人民性思想並非《講話》首發，而是貫穿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以來多次講話和論著中。1936年11月22日的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他就提出了“發揚蘇維埃的工農大眾文藝，發揚民族革命戰爭的抗日文藝”的主張，作為當時中國文藝協會的兩大任務。在1938年4月28日的魯迅藝術學院的講話中，他也明確提出：“藝術作品要有內容，要適合時代的要求，大眾的要求。”毛澤東又在《中國共産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提出了文藝大眾化是“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群眾服務”的思想。儘管文藝為工農、為大眾並不是《講話》的首創，但《講話》無疑將這種觀點和思想系統化了。

　　《講話》的精髓在於人民性思想，而人民性思想的精髓則是人民本位和生活本位。人民或大眾這兩個範疇是相互緊密關聯的，《講話》中二者的關係一直互為因果，脫離人民也就是脫離生活，“脫離群眾”，就會“生活空虛”，“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所以，他號召文藝家必須深入到群眾生活中去觀察、體驗、研究“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否則就是“空頭文學家，或空頭藝術家”。

　　同時，毛澤東對生活與藝術的關係也做了正確的辨析，《講話》強調藝術固然來自生活，但高於生活，藝術美高於生活美，具有“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品質，科學地説明了文藝與生活的作用與反作用的關係。

　　毛澤東的人民性文藝思想是站在歷史發展的關鍵點，在已有的進步的和左聯的文藝主張之上的一次重要整合。正如澳大利亞學者麥克杜格爾1980年翻譯《講話》單行本所作的長篇導言中寫道：“《講話》之所以重要，主要原因是它把中國左翼文學中流行的散亂文學學説組織起來，形成當時環境所需要的全面的文學政策，並體現了毛澤東作為一個政治領袖使之在延安地區立即付諸實現的能力。”

　　毛澤東的人民性文藝思想無疑是“民族的”、“科學的”和“大眾的”，它確立了自己的特色並實現了突破創新——

　　人民性思想具有實踐哲學的品格。《講話》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特質和實踐唯物主義的哲學基礎。即不僅要解釋世界，還要達到改造世界的目的，而根本在於改造世界，即強調文藝的強大的實踐功能，強化文藝作品聯絡實際，介入乃至干預現實生活。 “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産物”，文藝實踐也是隨著人們生活的變化而發展的，從實踐性原則出發,文藝所反映的客體不是抽象的物質存在,而是有著具體時空的社會的歷史的實踐。他認為藝術形式有自身相對獨立的價值,提出“詩要用形象思維”。

　　確立了人民本位的文學觀。《講話》思想重心是強調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並鮮明提出文藝為普通的工農兵大眾創作和服務，人民本位的文學觀的確立打破了中國傳統的“載道説”、“娛樂説”的文學觀念，注入新內涵，體現了新文藝底層關懷的人文精神。這種文藝觀雖然質樸，不乏很強的目的性，但卻也在客觀上推動了文藝啟蒙作用的實現。

　　《講話》完善了文藝接受主體理論。從文藝的接受理論發展歷程看，毛澤東的接受理論無疑具有現代性，同時與西方接受美學具有某些相似性，提出“文藝作品的接受者”的概念，強調了文藝接受者是文藝作品最具權威的評判者，“人民群眾歷來是作品‘夠資格'和‘不夠資格'的唯一評判者”。《講話》中以戲劇與觀眾的關係，生動地説明了這個道理。他説：“戲唱得好壞，還是歸觀眾評定的……一個戲，人們經常喜歡看，就可以繼續演下去。”澳大利亞學者麥克杜格爾在自己翻譯的《講話》單行本的長篇導言中認為，毛澤東作為“中國第一個把讀者對象問題提到文學創作的重要地位的人”，高於現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影響：向世界範圍輻射

　　1942年以後，《講話》的人民性思想催生了文藝新作品的涌現，延安文藝産生了小説、戲劇、詩歌等堪稱經典的作品，它們至今依然充滿了認識價值和歷史價值，在藝術上具有永久的魅力。如趙樹理、孫犁、丁玲、周立波等的小説，李季、田間、阮章競、袁水拍等的詩歌，《兄妹開荒》、《白毛女》、《揚子江的暴風雨》等戲劇，這些作品存留了一個時代和歷史的某些真實影像，反映了解放區人民的生活、情感、心理，譜寫一個時代的文藝圖景。

　　從1945年開始，《講話》被譯介到亞洲、歐洲乃至世界的各個區域，在世界範圍內受到關注和産生著影響。人民本位、生活本位的思想尤其受到贊同。印度的一位作家曾由衷地説：“我是在我的第26本著作出版後，才讀到毛澤東的著名文章《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我真希望我能在開始寫作以後，就已讀到這些關於人民作家的立場、態度和寫作範圍，關於內容與形式問題的生動的、具體的意見。”西方研究界對《講話》時代的毛澤東本人及思想也十分關注。西方學者佛克馬指出，毛澤東在戰爭年代那樣緊張複雜的工作條件下來抓文藝理論，説明他十分重視文藝，“在西方，還很難找到一位政治家對文藝有如此高的期望。”英國著名學者戴維萊恩説：“毛澤東也描述了藝術作品生産過程的一種模式，用普通的詞語論及了它的原料和創作手段。”這位學者還認為：“延安《講話》也被證明具有一種生産力，一種不是提供現成的思想，而是激發讀者思想的能力。”

　　縱觀人類文藝理論史，毛澤東文藝思想，已成為馬克思主義文藝學説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人民本位、生活本位的人民性思想對文藝創作具有持久的指導價值。

　　（作者為黑龍江省文聯副主席，黑龍江大學藝術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