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

　　在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前，我不可能寫出像最近二年來我所寫的東西。這二年來我所寫的東西雖然並不怎麼好，可是和我的解放前的作品比較起來，本質上是大不相同了。

　　雖然我從一九二四年就開始學習文藝寫作，可是始終不大明白應當寫什麼，怎麼寫，和應當為誰寫。我的最初的寫作動機是看見別人寫，我也要試試，我要寫，我要發表我所寫的，我希望成為文藝作家。別的，我不管。

　　發表了一兩篇“作品”以後，就有人來約稿了，我不能不再寫。我真的成了一個“作家”。這時候我又為誰寫呢？多半是為我自己，小半是為讀者；我有了讀者，不可放棄。我的讀者是誰呢？大概地説，他們多半是小市民和一部分知識分子。他們為什麼是我的讀者呢？因為氣味相投——我的思想和他們的思想距離不大，我的思想不會教他們害怕。他們講趣味，我寫的有趣味。這時節，我還是為自己寫作，不過捎帶著要顧及讀者。這裡所謂的“顧及讀者”並不是我要給他們什麼教育的意思，而是要迎合他們的趣味。

　　為豐富自己的文藝知識，在寫作之外，我也讀文藝作品和文藝理論。

　　我讀過一些世界文藝名著。可是，我並不明白它們的真正價值何在。我只用個人的趣味去判斷它們的高低。我的趣味是小市民的，遇到俏皮的文字，招笑的情節，或一段漂亮的寫景，我就讚嘆不已；究竟那有什麼教育價值與文藝價值，我不過問。

　　我也讀過一些文藝理論。可是，因為我自己沒有個中心思想，就沒法子批判地理解它們。我只能説某時代某人的主張如此，另一時代另一人的主張如彼，而説不出為何如此如彼，也説不出哪個對，哪個不對。這使我感到苦悶，甚至慢慢地厭棄理論。我會説：寫吧，不必管理論！作品是真東西，理論是空洞的。這樣，我便信筆一揮，寫出來就算作品；甚至寫出《貓城記》那樣有錯誤的東西，也拿去發表！

　　是的，我也描寫過勞苦大眾，和受壓迫的人。不過那是因為我自幼受過苦，受過壓迫，願意借題發揮，把心中的怨氣發泄出來。我有小資産階級的正義感。正因為那是小資産階級的正義感，我可是不敢革命，於是我筆下的受壓迫的人也不敢革命。我只寫出我對他們的同情，而不敢也不能給他們指出一條出路。我用他們的語言、形相、生活等等描畫出一些陰森晦暗的景象，其中可沒有鬥爭，也就沒有希望與光明。有人問到我為什麼只寫悲慘的景象，不寫激壯的鬥爭呢？我總是説：國民黨的圖書檢查制度很嚴哪，而不説自己對革命鬥爭既無認識，又無熱情。在文藝與政治鬥爭當中，我畫上了一條線；我是搞文藝的，政治是另一回事。

　　真的，在抗日戰爭中我就寫過京戲鼓詞之類的通俗文藝，為大眾“服務”。其實呢，這點“服務”精神遠不及我的自得自傲：我自居為全能的文藝作家，連京戲鼓詞也會寫！不管寫什麼，我總是由證明我是個文人出發。我這樣的文人的法寶是文字與文藝形式；我有這兩件法寶；通俗也好，典雅也好，我都能寫；有時候還寫一首五言或七言的舊詩，顯顯本事呢！至於文藝的思想性，和戰鬥任務，我向來不關心。

　　一九四九年年尾，由國外回來，我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澤東選集》。頭一篇我讀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讀完了這篇偉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過的文藝理論裏，沒有一篇這麼明確地告訴過我：文藝是為誰服務的，和怎麼去服務的。可是，狂喜之後，我發了愁。我怎麼辦呢？是繼續搞文藝呢，還是放棄它呢？對著毛主席給我的這面鏡子，我的文藝作家的面貌是十分模糊了。以前，我自以為是十足的一個作家；此刻，除了我能掌握文字，懂得一些文藝形式之外，我什麼也沒有！毛主席指示：文藝須為工農兵服務。我怎麼辦呢？從我開始學習文藝寫作起，二十多年來，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終是在小資産階級裏繞圈圈。我最遠的“遠見”是人民大眾應當受教育，有享受文藝的能力與權利。享受什麼樣的文藝呢？很簡單：我寫，大家念。我寫什麼呢？隨便！我寫什麼，大家念什麼。一個小資産階級的確是可以這樣狂傲無知的。這種狂傲使我對於工農兵，恰如毛主席所説的，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們。我真發了愁。

　　毛主席提出了文藝服從於政治的道理。這又使我手足失措。我在小資産階級的圈子裏既已混了很久，我的思想、生活、作品，已經都慢慢地癱瘓了。我每每覺得我可以不吸收任何新思想，還是照舊可以寫東西。我的生活方式呢，似乎也恰好是一個文人所應有的，不必改變。作品呢，不管有無內容，反正寫得光滑通順，也就過得去了。這樣的癱瘓已久，使我沒法子不承認：文藝不但可以和政治分家，也應當分家；分了家日子好過！我以為，仗著一點小聰明和長時間的寫作經驗，我就可以安安穩穩地永遠吃文藝飯。可是，毛主席告訴了我和類似我的人：你們錯了，文藝應當服從政治！

　　我怎麼辦呢？

　　首先，我決定了態度：我要聽毛主席的話，跟著毛主席走！聽從毛主席的話是光榮的！假若我不求進步，還以老作家自居，連毛主席的話也不肯聽，就是自暴自棄！我要在毛主席的指示裏，找到自己的新文藝生命。 態度決定了，我該從哪下手去實踐呢？我不敢隨便地去找一點新事物，就動手寫小説或劇本；我既沒有革命鍛鍊，又沒有足夠的思想改造學習和新社會生活的體驗，若是冒冒失失地去寫大部頭的作品，必會錯誤百齣。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寫作經驗的作家，而須自居為小學生，從頭學起。這樣，我決定先寫通俗文藝。這並不是説，通俗文藝容易寫，思想性與藝術性可以打折扣，而是説通俗文藝，像快板與相聲，篇幅都可以不求很長，較比容易掌握。

　　在從前，我寫一篇一百句左右的鼓詞，大概有兩三天就可以交卷；現在，須用七八天的工夫。我須寫了再寫，改了再改。在文字上，我須盡力控制，既不要浮詞濫調，又須把新的思想用通俗語言明確地傳達出來，這很不容易。在思想上，困難就更多了。當我決定寫某件事物的時候，對那件事物我必定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可是，趕到一動筆，那點了解還是不夠用，因為一篇作品，不管多麼短小，必須處處結實、具體。我的了解只是大致不差，於是字裏行間就不能不顯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貧乏與毛病。有時候，正筆寫得不錯，而副筆違反了政策。有時候，思想寫對了，可是文字貧弱無力，沒有感情——只把政治思想翻譯一下，而沒有對政治思想所應有的熱情，就一定不會有感動的力量。有時候……。困難很多！可是我決定：第一不要急躁，第二不要怕求教別人。我既決定聽從毛主席的指示：思想改造必須徹底，也就必是長時間的事；我就不能急躁。我必須經常不斷的學習，以求徹底解決。以前，我可以憑“靈感”，信筆一揮，只求自己快意一時，對讀者卻不負責任。現在，我要對政治思想負責，對讀者負責。急於成功會使我由失望而自棄。另一方面，我須時時請教別人。時常，我的客人，共産黨員或是有新思想的人，就變成我的批評者；我要求他們多坐一會兒，聽我朗讀文稿；一篇稿子不知要朗讀多少回；讀一回，修改一回。我自己的思想不夠用，大家的思想會教我充實起來；當他們給我提出意見的時候，他們往往不但指出作品上的錯處，而且也講到我的思想上的毛病，使我明白為什麼寫錯了的病根。

　　這樣，寫一小段，我就得到了一些好處。雖然我從書本上學來的新思想不很多（到今天我還是有些怕讀理論書籍），可是因為不斷地習作，不斷地請教，我逐漸地明白了我應當怎樣把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而不許像從前那樣得到一二漂亮的句子便沾沾自喜。雖然我因有嚴重的腿疾，不能馬上到工廠、農村、或部隊裏去體驗生活，可是因為不斷地習寫通俗文藝，我已經知道了向工農兵學習的重要；只要腿疾好些，我就會向他們學習去。雖然二年來我所寫過的通俗文藝作品並非都沒有毛病，可是這已給了我不少鼓勵：放下老作家的包袱，不怕辛苦，樂於接受批評，就是像我這樣學問沒什麼根底，思想頗落後的作家，也還有改造自己的可能，有去為人民服務的希望。

　　不管我寫多麼小的一個故事，我也必須去接觸新的社會生活；關起門來寫作，在今天，準連一句也寫不出。為寫一小段鼓詞，我須去調查許多資料，去問明白有什麼樣政治思想上的要求。這樣，我就知道了一些新社會是怎樣在發展，和依照著什麼領導思想而發展的。一來二去，接觸的多了，我就熱愛這個天天都在發展進步的新社會了。是的，我必須再説一遍，我缺乏有系統的學習政治理論與文藝理論。可是，趕到因為寫作的需要，看到了新社會的新氣象新事物，我就不能不動心了。我要歌頌這新社會的新事物，我有了向來沒有的愛社會國家的熱情。自然，有人説我這樣先看見，後歌頌，是被動的，不會寫出有很高思想性與創造性的作品來。可是，我是由舊社會過來的人，假若我自詡能夠一下子便變成為今天的思想家，就是自欺欺人。我只能熱情地去認識新社會，認識多少，就歌頌多少；我不應該因我的聲音微弱而放棄歌頌。寫不了大部頭的小説，我就用幾十句快板去歌頌。以我的小小的才力，我不該幻想一寫就寫出一鳴驚人的作品來；若因不能一鳴驚人，就連快板也不寫，我便完全喪失了文藝生命，變成廢物。我不再想用作品證明我是個了不起的文人，我要證明我是新文藝部隊裏的一名小兵，雖然腿腳不利落，也還咬著牙隨著大家往前跑。

　　慢慢地，我開始寫劇本。《方珍珠》與《龍須溝》的背景都是北京；我是北京人，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我熱愛北京，看見北京人與北京城在解放後的進步與發展，我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頌。我一向以生在北京自傲，現在我更驕傲了，北京城是毛主席的，北京人與北京城都在毛主席的恩惠中得到翻身與進步，我怎能不寫出我的與北京人的對毛主席的感謝呢！

　　這兩個劇本（雖然《龍須溝》裏描寫了勞動人民）都不是寫工農兵的；我還不敢寫工農兵，不是不想寫。我必須加緊學習，加緊矯正小資産階級的偏愛與成見，去參加工農兵的鬥爭生活，以期寫出為工農兵服務的作品。這兩個劇本本身也有個共同的缺點，對由舊社會過來的人描寫得好，對新社會新生的人物描寫得不那麼好。我了解“老”人，不十分了解新人物。這是個很大的教訓——我雖努力往前跑，可是到底背著的包袱太重，跑不快！新人物已經前進了十里，我才向前挪動了半裏！這也警告了我：要寫工農兵非下極大的工夫不可，萬不可輕率冒失！只憑一點表面上的觀察便動筆描寫他們，一定會歪曲了他們的！

　　解放前，我的寫作方法是自寫自改，一切不求人；發表了以後，得到好批評就歡喜，得到壞批評就一笑置之。我現在的寫作方法是：一動手寫就準備著修改，決不幻想一揮而就。初稿不過是“砍個荒子”，根本不希望它能站得住。初稿寫完，就朗讀給文藝團體或臨時約集的朋友們聽。大家以為有可取之處，我就去從新另寫；大家以為一無可取，就扔掉。假若是前者，我就那麼再寫一遍、兩遍、到七八遍。有人説：大家幫忙，這怎能算你自己的作品呢？我説：我和朋友們都不那麼小氣！我感謝大家的幫忙，大家也願意幫忙；文藝團體給我提意見總是經過集體地詳密地討論了的。敝帚千金，不肯求教大家，不肯更改一字，才正是我以前的壞毛病。改了七遍八遍之後，假若思想性還不很強，我還是扔掉它。我不怕白受累，而且也不會白受累——寫七八遍就得到寫七八遍的好處，不必非發表了才算得到好處。我很後悔，我有時候還是沉不住氣，輕易地發表了不很好的東西。這樣，我終年是在拚命的寫，發表也好，不發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筆。這似乎近於自誇了。可是，為什麼在毛主席的光榮裏，得到改造自己的機會，得到了新的文藝生命，而不敢驕傲呢？毛主席告訴了我應當寫什麼，怎麼寫，和為誰寫，我還不感謝麼，還不拚命追隨麼？是的，我知道，我離著一個毛澤東思想的作家還很遠很遠。但是，我一定要按著毛主席所指示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決不停止。在思想上，生活上，我還有不少的毛病，我要一一的矯正，好減輕負擔，向前走得快一些。解放前我寫過的東西，只能當作語文練習；今後我所寫的東西，我希望，能成為學習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的習作。只有這樣，我才不會教“老作家”的包袱阻擋住我的進步，才能虛心地接受批評，才能得到文藝的新生命。

　　我感謝毛主席！

　　毛主席萬歲！

　　人民日報　1952.05.21　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