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等收入者”，我國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個相對明確、統一、能夠獲得廣泛認可的界定標準。現有的幾種指標體系範圍非常寬泛，不同標準之間的差距較大，得出的結果差別也很大。

　　界定標準的模糊引發了一些人的認識混亂和反感情緒，認為自己“被中産”了，有學者認為，這不利於提高民眾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認同感和滿足度。

　　界定標準差距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2011年12月12日發佈《産業競爭力藍皮書》，其中認為，2010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産總值達到44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2011年中國已經進入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

　　這一結論引起了社會廣泛爭議，不少網友認為這一結論和人們的實際感受差距較大，認為“被中産”了。

　　網友“無塵界”發表微博説：“是社科院説錯了還是我聽錯了，我咋覺得日常生活和報告不符呢？”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研發現，由於缺乏相對統一的標準，使得“中等收入者”成為一個內涵與外延都難以準確把握的、不確定性的群體。國家統計局、中國社會科學院、浙江省社會科學院以及一些專家學者、社會研究機構和國外機構都曾發佈過相關界定標準。

　　比較不同標準就會發現，這些標準本身範圍非常寬泛，不同標準之間差距非常大。以個人年收入的上下限為例，這些標準就包括“1.63萬-3.73萬元”、“2.2萬-5.7萬元”、“2萬-16.7萬元”、“3.4萬-10萬元”等。安徽省社科院還把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相區分，農民居民標準是“0.3萬-0.8萬元”，城鎮居民標準是“1萬-2.5萬元”。

　　國家統計局重慶市調查總隊還提出“收入、資産、住房面積三者居其一”的界定方法，只要滿足三個條件中的任意一個，就可視為是中等收入者。

　　除此之外，國外的一些研究機構也在針對我國發佈一些中等收入者的標準，如世界銀行、法國巴黎百富勤公司、美國蓋洛普調查公司、美國雅虎網站等。

　　由於標準不統一，各種研究對於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認識也差別較大。有的認為我國已進入“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有的認為“我國城市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已達2.3億人”，有的認為“目前我國的中等收入者佔全國總人口的7%左右”，還有的認為“我國中等收入者佔從業人口的25%左右”。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關於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統計方法和標準有20種左右。

　　標準模糊令人迷茫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原所長、中國社會學會會長陸學藝説，當人們對自己的“中等收入”身份缺乏認同時，就不能成為社會的“穩定器”。

　　張志坤在北京一家門戶網站工作從事技術維護工作，月薪1萬多元。他説：“每月房貸要4000多元，再加上平時的生活費，每月剩下的也就千把塊錢，這也能算是中等收入者嗎？”

　　張志坤認為，一些機構發佈的中等收入者標準明顯偏低，“這樣的界定標準，只不過是為了統計數據好看而已。”

　　陸學藝認為，中等收入者界定標準模糊容易引發人們的認識混亂和反感情緒，削弱了中等收入者對自身地位的認知，更加不利於建設“橄欖型”社會。

　　2010年6月，在北京工業大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推出的《2010年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中，沿用國家統計局2005年制定的界定標準，將北京中等收入者認定為540萬，佔北京市戶籍人口的40%以上。然而，另一組隨之公佈的數據卻顯示，在被認定的中等收入者人群中，有68.7%的人並不認可自己的“中等收入”標簽。

　　陸學藝2011在成都做的一項調查顯示，僅有14%的被調查者認為自己是中等收入者。

　　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認為，我國已經明確提出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建設“橄欖型”社會，但當前我國的中等收入者比重究竟是多少？沒有這一基礎研判，有關部門在制定經濟社會政策時就缺乏參照。

　　建立“社會結構CPI”

　　浙江省社科院調研中心主任楊建華認為，在研究如何建構橄欖型社會時，一個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是確定中等收入者的具體內涵和劃分標準。自我國明確提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以來，已經有許多機構和學者從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視角對中等收入者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但由於研究視角、研究方法及研究取向等方面的差別，這些研究的結果分歧較大。

　　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介紹，對於中産的界定，美國、英國、德國、瑞典等發達國家不盡相同；印度、新加坡、巴西、阿根廷等國的劃分標準也有很大差異。雖然國際上也沒有一個統一的界定標準，但不少國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標準體系。

　　例如，印度“國家應用經濟研究理事會”是印度中産標準的制訂和發佈者，其最近發佈的標準是：凡年均稅後收入在3.375萬盧比到15萬盧比(約合700-3000美元)的家庭均可算是中産家庭。

　　專家建議，應由發改委等綜合經濟管理部門會同權威學術機構，制定發佈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指數”，衡量我國中等收入人群的分佈和發展狀況，監測社會結構的變化趨勢，對制定經濟社會政策提供指導。

　　陸學藝説，“中等收入群體指數”相當於社會結構方面的“CPI”，對於指導經濟社會政策具有重要參考作用，這一指數的變動，可綜合反映分配、福利、稅收、消費等方面政策是否有利於建設“橄欖型”社會。以此可以指導調整相關政策。

　　比如説，當前我國有大批高中畢業生出國留學，從一個角度反映出“中等收入群體”家庭對優質大學教育的巨大消費需求，那麼我們在制訂教育政策是，就應該進一步鼓勵多種社會資源投入大學教育之中。

　　“我這算中等收入者嗎”

　　40歲的陳蘭芬是溫州本地人，從1994年和丈夫白手起家，一起在市中心租了幾個舖子開始經營飯店。儘管年收入超過40萬元，手裏還有幾套房子，但陳蘭芬還是覺得攢的錢不夠。一家人至今還擠在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裏，只有8歲的兒子説起"炒房"賺錢竟也頭頭是道。

　　在陳蘭芬看來，每天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逢人就陪笑臉，拼死拼活幹還不如把房子出租來錢快。

　　“不讓自己閒下來主要是想給兒子做個好榜樣，不然孩子的同學提起他們的父母是公務員或在銀行工作，而自己的父母閒在家裏，不太好。”提及公務員、銀行職員這些工作，陳蘭芬的眼神裏不自覺地流露出羨慕。

　　私營企業主潘騎從1998年註冊成立了高科數碼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有9個銷售門店，一年銷售收入大約在1.5億元左右。

　　潘騎説，自己每個月拿5000多元工資，加上年底分紅，年收入大約為30萬元，妻子在一家皮革公司工作，年薪大約為15萬元。主要資産是在溫州有一套房子，在杭州和蘇州各有一套仍在按揭的房子以及一輛奔馳汽車。

　　“全國範圍來説，我的收入肯定是超過了平均數，但是在溫州，只能勉強算是中等。而且現在中小企業生存形勢不樂觀，融資難，競爭激烈，原材料、用工各種成本都在漲，心裏頭挺慌。”他説。

　　潘騎説，他們不像公務員那樣旱澇保收，很多現在擁有的財富可能説沒就沒了。

　　江西贛州人胡銘慧來自農村，2006年從江西服裝學院本科畢業進入報喜鳥集團有限公司工作。剛來的時候屬於3級技術員工，年薪大約4萬元，現在已經是加盟中心總經理助理，稅後收入大約近30萬元。買了一輛價值26萬元左右別克君越汽車，至今還未在溫州購買住房。

　　提起他的高收入，胡銘慧嘆了一口氣説，和他一起畢業的同班同學有53個人，大部分人現在做設計師或者在車間做主管，月收入超過5000元的都不多，他屬於是混得最好的那一類，但目前仍然和妻子、兩歲的兒子擠在公司的出租房裏。因為在溫州買房沒有250萬元下不來，這就要不吃不喝工作10年。孩子馬上要上託兒所，又是每年上萬元的開支，老家的父母都是農民，年紀大了沒保障，也需要錢。

　　“別看我現在收入高，好像進入了中等收入群體，但只要一搭上房子、孩子、車子，馬上就被打回原形。”他説。

　　36歲的山東濰坊人趙至靖留學回國後在北京一家廣告公司做創意總監，目前年收入約為30萬元。趙至靖説，他從2007年打算在北京買房，當時3環內靠近2環的房價每方約為一萬五千元，覺得貴一直拖著。去年底在5環附近買了一套面積為120平方的三居室住房，總價280萬元。首付了120萬元，現在每月房貸6000多元。

　　儘管妻子的年收入也超過10萬元，但是在趙至靖看來，目前的收入與自己幾乎每晚、每個週末都加班的付出還是不成正比，跟自己那些在壟斷行業、金融機構工作的同學更是沒法比。

　　“我這算中等收入者嗎？一個房子困擾了我四五年！攢錢速度永遠趕不上房價漲幅。因為房子，差點連媳婦也娶不上！孩子上幼兒園一年花費在3萬元左右，馬上又得省吃儉用給孩子存上小學的錢。”他説。

　　一些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員工對於中等收入群體的劃分也並不認同，認為自己被劃分在工薪族中更為合適。

　　就職于杭州一家事業單位的包彩英工作已經3年了，她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扣除住房公積金、養老保險等項目，拿到手的工資每個月有3000多元。她説："連企業的普通員工都不如，每天都是能省則省、精打細算過日子，買東西還價還了幾毛錢都要高興一陣。"

　　徐峰研究生畢業後通過公務員考試進入了浙江一家基層行政執法局。今年年初，他做生意的父親給他在杭州買了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和一輛價值30多萬元的大眾汽車。儘管成了有房有車一族，但徐峰認為自己和中等收入群體相距甚遠。

　　徐峰説："我每個月拿到手的收入就3000多元，讀了這麼多年書，遠沒有只有高中學歷的父親賺得多。"

　　行業利益成“擴中”絆腳石

　　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在緩慢擴大，但僅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遞增，這一增速與經濟發展速度很不相稱。

　　中國社科院發佈的《2012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藍皮書指出，我國城鄉、行業、群體之間收入分配不公與差距過大，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的基尼系數2010年估計達到0.46左右，遠遠超過0.4的警戒線。截至2011年底，這種差距擴大的態勢仍未根本扭轉。

　　即使像浙江這樣經濟發達的省份，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態勢仍在繼續。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調研中心主任楊建華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根據他們的研究結果，浙江省收入差距的"倒U形曲線"拐點至今仍未出現。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研究員蘇海南接受記者採訪時説，收入差距可以分為行業差距、群體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部門差距這五大類。從目前情況判斷，行業和群體的收入差距仍在擴大之中，比如金融行業收入在持續上升、而外貿等行業收入水平持續下降。

　　而從最新的數據來看，城鄉、地區和部門間差距保持不變或者略有縮小。“這種縮小是在原來差距過大、不合理情況下的稍微縮小，如果不加控制隨時可能出現逆轉。”蘇海南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