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

　　摘自淩志軍 著 《1990～2002年中國實錄》 人民日報出版社

　　1998年春天新任總理朱鎔基發誓“不管前邊是萬丈深淵還是地雷陣，我將義無反顧，勇往直前”時，這世界與十年前李鵬就任總理的那個時候相比，已有很大變化，與五年後他聲明自己無心戀戰即將去職的時候，也相去甚遠。美國人正在和日本人共謀戰區導彈防禦體系，據説還要把台灣包括進去。這個國家由共和黨的布什轉到民主黨的克林頓手上以後，有三次差一點就要對中國“宣戰”，不過，不是軍事性質的，而是經濟性質的，是1993年、1995年和1996年發生在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爭端：有如巴爾舍夫斯基所説，“三次到了爆發貿易戰的邊緣”。“戰爭”沒有打起來，但是美國人阻止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又阻止中國人舉辦2000年奧運會，卻是招招得逞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已不復存在，那片土地上現在有15個總統，共産黨不是成了在野黨，就是成了違法組織。抨擊蘇聯解體的那些人增加了大家的思想混亂，他們把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都貼上“和平演變”的標簽，還對那裏的經濟衰退幸災樂禍，因為這正好證明了他們説的“亡黨必然亡國，人民重吃二遍苦”的道理。

　　這是政治的爭論。現在回想起來，説1998年是“流行政治年”，是有事實根據的。普通中國人對政治的淡漠，以及“非意識形態化”的社會傾向，本來已經相當明顯，而現在，有一股潮流涌出來，似乎是在與政治展開最後的熱戀。鄉下有人抗稅，城裏有人罷工，有人群聚起來上訪告狀，有人偷偷組織社團，“法輪功”的活動也是屢禁不絕，這些都是不祥之兆，在産業工人最集中的工業城市裏，還出現了有組織的抗議活動，這些也是危險的。不過，我們所説“最後的熱戀”不是指這些。一個住在深圳、名叫何清漣的女子，寫了一本書，取名《現代化的陷阱》，裏面敘述了中國面臨的形形色色的坎坷，既犀利又委婉，令所有現代化的夢想不得不大打折扣。中央電視臺的年輕編導劉春看了以後，不禁感嘆：“書寫得驚心動魄，令我輩鬚眉慚愧不已。”但那時候這個瘦弱女子已經做好準備，自己如果不想掉在這個“陷阱”裏，除了告別中國政治遠走異國，別無選擇。

　　正月初一這天，多年不露形跡的萬里出現在上海市民面前，坐在黃菊和徐匡迪中間談笑自如。中央電視臺的新聞節目用好幾秒鐘播放這個場面，在老百姓的眼裏，這就不是過年了，而是政治，再早幾天，香港的三家大公司倒閉了，連帶房地産價格下降30%，市民上街遊行抗議，這也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所以董建華才會跑到北京來找朱鎔基，火急火燎地求援。北京市新華南路有個名叫龔力文的婦女，在急切地尋找克林頓，口袋裏面還揣了一封信，信裏懇請總統關注她的以“境外人員刺探國家秘密罪”被判處9年徒刑的兒子李海。可是克林頓正在興致勃勃地和江澤民舉行聯合記者招待會呢。一大堆電視記者圍著兩位元首，把他説的話一字不漏地播出去了，這讓美國總統興奮，也給了很多中國人錯覺。一些人展開“組黨運動”，以為中國就要變成美國，中南海也可以坐視他們胡鬧。李鵬委員長對新華社記者説：“決不容許出現反對黨。”又説“要接受歷史的教訓，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在一個晚上可以成立幾千個政治性組織，亂得不得了。這種情況不能重演”。還讓《人民日報》把這話刊登出去，這是明白無誤地警告他們懸崖勒馬。

　　“反對黨”是“決不容許出現”的，但是“競選”卻出現了。地質大學一個新上任的副校長不是由上級任命的，這與以往不同，按照《北京晚報》的消息，有五名候選人分別登臺“擬職演講”，接受選民質詢。其中有個叫王聰的，一開口就承諾為大家辦20件實事，結果當選了。在老百姓看來，誰給他們辦好事他們就把權力給誰，在政治家看來，這不就是“競選活動”麼？要是倒退回去幾年，就是“資産階級自由化”的典型事件了，可現在，這一點也不稀奇，你如果有機會走出城市，走到鄉下，隨便走進哪一個村莊，就有可能看到那裏在“競選”呢，根據一部新的法律《村民組織法》，全國500多萬個村莊全都直接選舉村民委員會主任了。這樣一來，這個以“任命制”維繫自己權力體系的國家，一下子冒出來數以百萬計的競選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