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收入為何大行其道

    黑龍江一所高校的財務人員趙老師向中國青年報記者透露，教授從學校直接拿到的收入大致分為兩塊：“基本工資+績效工資”，其中績效工資佔到至少一半的比例，而基本工資一般在5000元左右。

    這就意味著，即便是級別相同、工齡相同的教授，收入也會有差別，申請課題經費多的科研人員，可支配的資金多，用來發績效工資的部分就多。

    趙老師介紹，國家對大學的投入比過去已經提高很多，但作為基本保障部分的教師基本工資增長非常有限，主要是基於一個目的：刺激教師工作的“積極性”。

    科研經費提成的做法，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從上世紀80年代末起，為了促進科研成果的轉化應用，高校開始鼓勵教師“積極申請課題”，教授更是成為大學申請經費的籌碼和“搖錢樹”，以課題經費提成來提高待遇由此肇始。

    與此同時，不同學科獲取課題經費額的差異巨大，理工科一個大項目就幾百萬上千萬元，人文學科一個課題能拿到幾十萬元的就算不錯，基於同樣比例的提成也加大了教師收入的不均衡。

    一邊是高校經費不斷增長，一邊則是教授基本工資增長有限，在這樣的體制下，個人創收變得順理成章：開辦公司、校外兼職走穴，有的教授每年的收入可高達數百萬元，掙得盆滿缽滿。

    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李培根院士曾在“2010年高等教育國際論壇”上直言不諱：僅僅靠國家規定的工資收入，高校教師的待遇就太差了，這讓某些教育機構的老師有了為房為車追名逐利的藉口。儘管目前很多教師的實際收入還算體面，卻是建立在工資外的“創收”或“項目提成”上。

    高教專家沈淩教授指出，如同改革開放後社會各階層收入出現分化一樣，教授收入分化屬於正常現象，因為不同的學科、研究方向決定了與市場的緊密程度。一些應用學科因為天然地緊跟市場需求，更易産生經濟效益，而選擇文學、哲學研究的教師通常比較清貧。

    “但同為教授，貧富差距過大，顯然不正常。”在沈淩教授看來，對於一些基礎學科，不給予同等的經費支持，卻希望100年以後能作出貢獻，並不現實。

   在國外，個人從科研經費中提成難以想象

    正在香港大學做訪問學者的吳蘇州介紹，香港大學的正教授一個月的工資大約為8萬~10萬港幣，在香港屬於中産階級，生活無憂，可以安心教書育人。而在內地，一個正教授的月平均工資大約是6000元~8000元，由於地區差異，有些地區可能還達不到這個水平。

    按照當下的匯率，1元人民幣可兌換1.22港幣左右，內地正教授一年8萬~10萬的工資總數，相當於9萬~12萬港幣，僅比香港大學教授一個月的工資多一點。

    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教授對中外高等教育頗有研究。他介紹，高校教師在一些發達國家屬於中高收入群體，但我國高校教師從整體上來説，遠未達到這一水平。

    民國時期教授的待遇更是令今天的教授們稱羨。

    辛亥革命後的錢玄同、劉半農等人，月收入都在200元~300元之間。在當時，1元可以買8斤豬肉，三間正房一月租金也只要8元，12元就可以使北京“四口之家”維持小康的生活水平。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購置一輛小汽車花500元，只相當於他一個月的工資。

    其時，除了高薪資，大學還為教授提供新式住宅，書房、臥室、餐廳、會客室、浴室、儲藏室等一應俱全，還有花木蔥蘢的小院可供休憩散步之用。

    由於國內大學提供的薪資豐厚，許多留學生回到國內擔任教授職務，收入與國外差不多，留學一去不歸的現象也很少見。

    今天，不少教授的收入也已跨入中等以上，只是，從科研經費等途徑獲取的灰色收入在其中佔據了主要比重。

    吳蘇州在香港大學裏還驚奇地發現，科研經費與教授個人竟然完全沒有關係，“教授拿再多的科研經費，自己的收入都沒法增加。”

    美國也有類似的規定。

    熊丙奇教授介紹，在美國大學裏，教授的收入是一定的，除了年薪收入，教授不能在課題中提成，假使一名教授在學校拿9個月工資，其餘3個月薪水可以從其課題經費中支付，但僅能按年薪水準支付3個月，拿再多的課題經費，都不會改變。

    事實上，教授走穴、兼職，在一些國家也不可想象。

    印度就規定教授除著書立説發表文章獲得版稅外，不允許有其他的收入來源；日本教授走穴則必須經過學校的批准。

    在國內，熊丙奇則聽説過這樣的怪事：一所高校突然整治教學風氣，一名長期在校外兼職掙外快的教授由於幾年不在教研室露面，出現在除名的名單中，這名教授直接找到學校質問：“這些年你們什麼時候對我到教研室有要求？”一句話讓學校管理者啞口無言。

   鼓勵科研的薪酬導向危及科研自身

    武漢科大研究生劉嬌至今記得剛入學時聽到的一個故事：一次，導師孫君恒帶另一個教授的研究生出去開會，那個研究生買了臥鋪票，候車時卻發現孫教授買的是硬座票。

    而此後幾年，她則是親眼見證了這位文科教授的清貧堅守之路。

    跟著導師去參加學術研討會，研究民間文化的導師常常特意帶著他們提前一天來到開會地點，實地探訪了解當地的習俗風情。由於是提前到，主辦方不提供食宿，導師就帶著他們住幾十元錢一晚的小旅店、中午吃飯就在路邊的小攤上買一個餅。

    近十年來，這位北京大學的博士畢業生，愛上了民間文化，也把目光投向了墨子、管仲、淮南子等主流學者較少涉及的領域，有意或無意中，放棄了太多賺錢的機會。

    平均一月一次學術研討會，4000多元的工資，差旅費就花去四分之一，早晨擠公交車上班、出差坐火車買硬座票，孫君恒説自己從來沒想過要放棄自己的研究。

    學生們都很尊敬孫老師。然而，在現行體制和環境下，又有多少人能像孫教授這樣堅守學術呢？

    學術資本化正成為業界有識之士擔憂的問題。

    採訪中，高教研究人士大多表達出類似的觀點：過於功利的追求使教授們將研究方向鎖定國家各種科研基金支持的熱點項目、瞄準國家的發展方向，忽略了難以市場化的基礎學科，“短期化”、“功利化”的研究評估體制難出真正有用的成果。

    而為了經費、提成去做科研，科研本身的質量可想而知。

    華中地區一所“985”高校的趙銘（化名）教授説，學校為了拿大錢，拿大項目，把水平高的教授都趕到科研戰線上，大教授整天忙於找課題、寫總結、報評獎，由此帶來的怪現象則是：自己沒有時間做課題，課題都是博士生們完成。甚至出現一些不善交際難拿課題的教授依附這些名教授生存。

    熊丙奇教授至今對一位50多歲的博導的反思印象深刻——“我現在就是一個銷售員。”

    這位博導把自己的科研歷程概括為“拉訂單、做銷售”，“運作的全部是商業的一套，感覺完全不像做學術的”。

    “不是在開會，就是正在開會的路上”。幾年前，科技系統開展的一項大型調查為此寫下注腳：科研人員職稱越高，直接參與科研時間越少。正高級職稱僅有38%的時間用於直接從事科研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