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紀90年代興起以來，獨立學院就未曾遠離公眾的視野。它的身上有著太多的問號和非議。

　　有人擔心：上半年的“獨立潮”，是否會在獨立學院界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有人疑惑：教育部26號令，如何給獨立學院“斷奶”？有人追問：獨立學院的發展困境，是否折射了中國高等教育體制的漏洞？

　　針對獨立學院的現狀、困境和機遇，我們已經刊登了《獨立學院為何真“獨立”》、《多數獨立學院為何“按兵不動”》兩篇報道，今天來聽聽專家觀點。

　　——編 者

　　【望】非議多

　　“利益主體不止一個，矛盾多，也容易被放大”

　　每年招生都要培養不少百萬富翁，像湖北的獨立學院招生規模近10萬人，保守估計至少有10多億元被少數人中飽私囊——幾年前，有人曾在媒體上“披露”獨立學院的某些“黑幕”。

　　對於獨立學院的各種指責，一直都未停息。但實際上，獨立學院誕生的初衷，是為了緩解高等教育的某種困境。

　　據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後王富偉介紹，獨立學院興起于江浙一帶。浙江高校數量原本就不多，1998年浙江大學合併其他幾所高校後，因為研究型大學的定位，本科招生數不升反降。獨立學院，成為浙江破解這一難題的“新招”：一年內建起22所獨立學院。

　　但是，作為新生事物，獨立學院缺乏必要的管理和規範。“獨立學院很成問題”，在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看來，獨立學院如果不“斷奶”，將進一步畸化中國的高等教育。

　　熊丙奇説：“在發展初期，很多獨立學院沒有學位發放資格，只能依靠母體校，造成二、三本的學生畢業時卻拿到了一本學位證書的怪象。”熊丙奇直言，這對一本學校的學生不公平，對其他民辦高校更是如此，嚴重擠壓了他們的生存空間。

　　2003年，教育部頒布8號文《關於規範並加強普通高校以新的機制和模式試辦獨立學院管理的若干意見》，開始整頓獨立學院。“五獨就是最核心的要求。”熊丙奇解釋，獨立學院被要求具有獨立法人、獨立校園、獨立財務、獨立師資和獨立證書。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閻鳳橋認為，趨利性行為在民辦高校和公立高校都有所存在，但“由於一些獨立學院的利益主體不止一個，彼此矛盾較多，所以問題容易被擺上臺面，也容易被媒體放大”。

　　【聞】“獨立潮”

　　並非全國趨勢，校企合作類獨立學院更易“鬧分家”

　　“媒體往往把獨立學院一概而論，什麼樣的帽子都往上扣。但是，獨立學院之間的差異不容忽視，問題也不盡相同。”閻鳳橋説。

　　王富偉介紹，從合作方式來看，獨立學院大致分為兩類：第一類由公立高校利用自有資源或其他公有力量舉辦；第二類由公立高校與私營企業合作舉辦。

　　“比如，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是由浙江大學、杭州市政府和省內一家國有企業組建，屬於第一類，學院的具體運營和管理由浙江大學負責。”王富偉舉例説：“第二類的代表是華中科技大學武昌分校，由華中科技大學與一傢俬營企業聯合舉辦。企業負責硬體投資，母體校負責教學與管理。”

　　第二類獨立學院與母體校的關係更像是“借宿”。“獨立，是他們的最終目標。”在調查中，王富偉發現，第二類獨立學院的負責人只是把獨立學院看做一個過渡，借助公辦高校的影響和辦學力量，“扶上馬，走一程”。

　　“矛盾，尤其是利益分配方面的爭執，在母體校和私營企業或者個體老闆的合作中，頻頻産生，因此這種聯合不太穩定。”閻鳳橋指出，從母體校角度看，獨立學院從學費中獲得辦學經費，與其和投資者合作，還不如從銀行貸款，因為投資者的介入使得學校難以按照非營利組織的模式運行；而從投資方來看，母體校僅派一些教師和管理人員，就收取高比例的管理費，不如自己獨立辦學，與公立學校合作不是一樁划算的買賣。

　　近年來，嚷著“分家”的獨立學院大都屬於第二類。“因此，不能簡單地説獨立是大勢所趨，這種傾向只是在第二類獨立學院中較為明顯。”閻鳳橋説，雖然沒有全國的數據，但依據調研的情況看，兩類獨立學院的數量不相上下。

　　【問】政策不足

　　“太過剛性”，失之靈活，值得商榷

　　教育部2008年出臺的26號令，曾被不少媒體看作獨立學院的“斷奶令”。“26號令明確界定了獨立學院的民辦屬性，並基本上將其視為‘普通本科高校’。”王富偉認為，這是26號令的兩個要點。

　　但是，正是26號令讓部分獨立學院陷入尷尬。

　　據閻鳳橋了解，在浙江，僅有少數獨立學院的校園佔地面積達到了26號令規定的500畝。

　　“這規定無視地域的差異。杭州寸土寸金，有500畝地談何容易？要符合政策，獨立學院只能舉債拓土，或者將校園置換到郊區。如此一來，高校的新一輪債務就會紛至沓來，或者因為遷校而對辦學産生影響。”閻鳳橋有些無奈。

　　“很多獨立學院的負責人都在等。”回憶起在湖北的調研，王富偉認為，他們等的是具體政策，因為26號令的規定“太過剛性”。

　　“獨立學院，是指實施本科以上學歷教育的普通高等學校與國家機構以外的社會組織或者個人合作……”這是26號令第二條的內容。“它首次加上了‘國家機構以外’的限定性説明。”王富偉這樣解釋。

　　但是，“浙江22所獨立學院，只有4所合作方是非國有力量。”閻鳳橋指出，如果嚴格按照規定，浙江的獨立學院幾乎都不符合要求。而這個要求本身是值得商榷的。

　　先發展後規範，是獨立學院政策制定的顯著特點。在閻鳳橋看來，事後制定的政策往往具有統一性，但由於無法估計獨立學院的多樣性，失之靈活。他進一步解釋説，獨立學院的審批創辦在前，規範性政策出臺在後，前後顛倒的流程自然會在運作和政策間撕開一道裂痕。

　　【切】怎幫扶

　　消除政策性歧視，在體制上“鬆綁”

　　消除政策性歧視，被熊丙奇視作提振獨立學院乃至整個民辦教育的一針強心劑。

　　熊丙奇認為，民辦教育在中國的地位過低，沒有經費補助，以前甚至連助學貸款都沒有。民辦學校的教師也被排除在體制之外。

　　相反，“在發達國家，政府都會對民辦教育進行補貼。民辦教育提高國民的受教育年限，對國家也有好處。”熊丙奇説。

　　民辦教育“低人一等”，在高招批次上表現得尤為明顯。我國目前高考錄取在本科層次分為三個批次，而獨立學院和民辦本科學校被分在了第三批次。“這種劃分，無疑給民辦高校澆了一頭冷水。”王富偉坦言。

　　閻鳳橋則在招生環節上看到了一些嘗試，比如，浙江省自2009年起將“二本”和“三本”合併為同一個招生批次，“這種改革將使公立和民辦高校在一個平臺上競爭，促使學校通過提升自身的教育質量吸引優質生源來獲得發展。”

　　在政策制訂上，閻鳳橋希望能多一些彈性，多從幫扶的角度出發，而不只是限制。

　　“各地獨立學院的發展情況不一，比如在校園佔地面積上，是否可以給一個指導性指標或者按照各省獨立學院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閻鳳橋認為，靈活的政策能夠更好地令獨立學院因地制宜。

　　體制上給獨立學院乃至民辦高校“鬆綁”，在閻鳳橋看來也是行之有效的手段，“浙江已經將民辦高校定位成‘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如果能強化公平性，那麼政策性歧視將會消除得更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