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7日，山西省臨汾市首屆職業培訓學校技能大賽上，參賽選手在參加計算機操作工項目的角逐。　

　　聞銳鵬攝

2010年1月21日，86名學生在某民辦高校就讀5年後被發假文憑。

　　謝正軍繪

　　民辦教育話題歷來引人關注。6月17日，本版刊發本報記者采寫的深度報道《政府出手，破解民辦教育之“困”》和全國人大常委朱永新撰寫的評論《善待民辦教育》，在讀者中反響熱烈。

　　實踐證明，民辦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既離不開政府的扶持，也不能缺少政府的監管。特別是在民辦教育發展有待規範的今天,依法管理民辦教育，政府更是責無旁貸。圍繞這一話題，本版今天刊發相關報道和言論，以期對民辦教育的健康發展有所裨益。

　　——編者

　　《教育規劃綱要》高度重視民辦教育，賦予民辦教育前所未有的歷史重任。以“大力支持”和“依法管理”為著力點，提出“民辦教育是教育事業發展的重要增長點和促進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各級政府要把發展民辦教育作為重要工作職責”。

　　而民辦教育面對的現實是，資金、政策環境遭遇多重困境，不少學生及家長對民辦學校抱有較大的偏見和不信任感，負面報道也屢屢見諸各類媒體。民辦教育存在哪些問題？其生存發展的根本出路在哪——

　　辦學問題突出

　　品牌難以建立

　　近日，“多所民辦高校證書涉假”事件廣為社會所關注，據悉，有21所民辦高校涉及虛假“學業證書”。學業證書是一名學生接受過高等教育最有力的憑證，當假證氾濫和學位證書無法正常發放等事情時常曝光在公眾面前之時，大家本能地會對民辦教育敬而遠之。發放虛假招生信息也是部分民辦學校的慣用手法，很多高校實行非學歷教育，但為了保證生源，謊稱自己為學歷教育，或故意混淆二者之間的區別，不少學生因此受騙。

　　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民辦教育為社會作出的貢獻毋庸置疑。目前，我國有各級各類民辦學校（教育機構）10.65萬所，學歷教育在校生達3065萬多人，佔全國在校學生的10%左右。民辦教育辦學機制靈活，貼近社會、經濟的發展，豐富了教育服務品種，為教育改革探索了很多有益的經驗。

　　但是，民辦教育依舊存在著很多問題。民辦高等教育質量總體偏低，社會形象欠佳、社會認可度較低。總體而言，民辦教育從師資配備到學校管理，從生源質量到教學效果，與公辦學校都存在著較大差距。來自河南的高希萌，現為武漢某知名大學的大三學生，在她的印象中，自己家鄉只有成績不好的同學才會去民辦學校，民辦學校讓人覺得不大可信。民辦學校教師穩定性較差、流動性偏大，引進、培養和留住優秀教師的成本高、難度大，師資偏弱和生源較差共同導致了教學質量整體偏低。

　　民辦學校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的運營資金除了投資者的資金外，主要依賴學生繳納的學費及住宿費等費用，這意味著學生需承擔高出公立學校許多的費用，一方面增加了學生家庭的經濟負擔，另一方面容易讓人誤認為民辦教育投資者“一切向錢看”。民辦教育投資者看重利益直接導致同行之間的惡性競爭，相互詆毀的事情也時有發生，使得行業形象大打折扣。

　　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辦學校難以樹立起品牌形象及良好口碑。

　　先天積累不足

　　後天身份模糊

　　家住湖北的張瑜，今年剛剛走出大學校門，回想起當年在其家鄉藍天雙語實驗學校度過的初三，她依舊感慨萬分：“學校在生活和學習上管理非常嚴格，基本等同於全封閉式教學，也注重更早地培養大家的組織能力和團隊意識，對於同學們的成長很有好處。”當年該校招收的100多人中，超過半數考上了當時所在市的重點高中，還有成功申請到留學機會的佼佼者。但由於當地教育主管部門對私立學校的限制等因素，該校同當時的許多私立學校一樣並沒有一直紅火下去。

　　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中國民辦教育協會會長陶西平稱，民辦高校在優勝劣汰中洗牌分流，一部分得以進一步發展壯大形成強勢品牌，另一部分規模日益萎縮甚至轉讓關閉，最後被依法責令停辦。陶西平指出，目前民辦教育面臨著很多問題，如法律法規相關規定的具體化及程序化嚴重滯後，用地優惠、稅收優惠不能充分落實；現實中遇到的如法人地位、産權明晰等問題尚無明確解決方案；一些民辦學校尚未樹立應有的社會責任感，影響了行業聲譽，這些都阻礙了民辦教育的發展。

　　我國民辦高教基本是在改革開放之後重起爐灶，發展時間不長、積澱不夠，總體上還沒有完全成熟，又面臨著高等教育擴大規模以及國際化浪潮的猛烈衝擊，這進一步加劇了民辦教育“風雨飄搖”的境況。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張應強教授説，在我國，民辦教育是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只是公立教育的補充，在高等教育中還處於邊緣地位。民辦高教的實力和影響力還無法與公立高教抗衡，強大的公立高等教育先於民辦高等教育發展壯大起來，民辦教育在開始及發展的過程當中都處於不利地位。

　　相關政策法律環境壓縮了民辦教育的生存空間，挫傷了民辦教育從業者的積極性和熱情。北京培黎職業學院院長余臨説，民辦學校在我國處境十分尷尬，國家至今都沒有為其正名。模糊不清的身份之下，民辦學校無法享受到公辦學校所享有的國家補助、土地劃撥等福利待遇。以教師保障金為例，國家替公立學校承擔教師保障金，而民辦高校則需要自己為教師投保，一名教師每個月在這方面的花費為2000元左右，職工退休之後公立學校的教師比民辦學校的教師得到的退休金依舊多出許多。民辦學校不好好辦學的現象並不罕見，余臨院長對此調侃道，“在惡劣的生存條件下，肚皮都顧不上了又怎麼顧得上臉皮”。

　　破解多重難題

　　迎接發展春天

　　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問題一直備受關注，日前記者從湖南涉外經濟學院的招生辦獲知，截止到5月底，該校2011屆畢業生的就業率已達到86%，比前兩年高出好幾個百分點。據悉，該校今年畢業生多達5600人，考研和出國的人數不多，各佔總人數的3%左右，其他畢業生都傾向於直接工作。該校負責人表示，畢業生就業面很廣，覆蓋了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大中型公司，還有海外企業等單位，每年來校招聘的單位有近千家，可提供兩萬多個崗位。著名的民間高校評價機構中國校友會網今年1月發佈的“2011大學評價研究報告”顯示，該校在民辦高校中排名全國第二，北京城市學院和南昌理工學院分別名列第一與第三。

　　近年來由於各級行政管理部門的努力和市場競爭機制的推動，加上民辦學校自律，我國民辦學校日益規範，過去曾經出現的民辦學校在招生、內部管理和證書發放等問題已經不是普遍現象。但是民辦學校的發展仍面臨諸多問題，要化解困境、提高民辦教育質量，還有諸多難關有待突破。

　　民辦教育機構的身份是民辦教育的從業者最為擔憂的一個問題。北京培黎職業學院院長余臨，多年以來一直從事民辦教育的管理工作，他呼籲政府為民辦教育機構正名，儘快給予他們一個準確合適的身份定位，而後民辦教育才能昂首挺胸地發展下去。

　　陶西平將我國民辦教育劃分為初創發展期和轉型發展期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8年到2003年，以1997年《社會力量辦學條例》為標誌，打破了高等學歷教育的壁壘，使民間力量在高等教育這一領域有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第二階段是從2003年到2020年，以《民辦教育促進法》的頒布實施為起點，民辦教育進入法制化階段後的轉型發展期。他強調，我國民辦教育的發展才進入轉型期不久，民辦教育從高速發展的初創期向成熟期的過渡還需要更多理性的思考和實踐的努力，以實現民辦教育在更高層次上的健康發展。

　　公眾認識、資金來源、自主權和辦學機制是我國民辦教育在轉型期需要面對和突破的主要問題。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副秘書長、北京教科院民辦教育研究所所長王文源説，如果妥善解決上述四個問題，必將為民辦教育發展和民辦學校的成長開闢更廣闊的空間，民辦教育也必將步入新一輪的快速內涵發展期。他認為，社會、公眾需要準確評價我國民辦教育所處的歷史階段，深化認識民辦教育存在和發展的價值；真正吸引社會資金進入民辦教育。政府應該釋放民辦學校應有的體制機制活力，賦予民辦學校在招生與專業設置方面以應有的自主權，幫助民辦學校建立教師制度保障；引導民辦學校建立起現代學校制度，並形成比較完善的外部監督機制。

　　陶西平預言，按照《教育規劃綱要》的要求，2020年以後中國民辦教育將進入到相對成熟的發展期，他建議政府加快落實平等對待的政策，否則民辦教育將永遠長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