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大學畢業生中的就業弱勢群體開始被社會關注，被形象地稱為“蟻族”。他們是80後，受過高等教育、職業期待高，充滿活力，滿懷理想。大學教育給了他們知識和涵養，也給了他們描畫未來的底氣。然而，“聚居村”的生活、工作後的境遇讓蟻族的青春夢想遭遇了現實的寒冬。調查顯示，蟻族大多數從事簡單的技術類和服務類工作，平均月薪不到2000元。他們中有近20%的人處於暫時失業狀態。但同時，他們樂觀、開朗，相信自己的選擇，情願從底層做起，等待著未來的爆發。

這是清晨的蟻族聚居村，長串的公交車接踵而來。成群的年輕人塞進悶罐似的車廂，出發，向著北京的各種繁華地段前進。

記者:擠得上去嗎？
於越:擠唄，擠不上也得擠，要不遲到。

早上八點鐘，於越和他的同事陳華來到了公交車站，他們都在北京中關村上地産業園的一家軟體公司上班，早上擠公交車是聚居村的一道風景。

記者：上不去是嗎？
於越：上不去，得多等幾趟上去，這沒準，有的時候運氣好，看運氣了，運氣好來一輛就上去了，運氣不好五六輛也上不去，所以我們要早起一會兒。

於越這次隨著人流擠了上去，在擁擠的人群中回過頭來給我們一個燦爛的微笑，新的一天開始了。於越在北京中關村上地産業園的一家公司做電話銷售，公司裏有一個傳統，每每有人拿了大單子，大家就會相互通告。這個辦公室裏的電話銷售員都是80後，他們這個公司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年輕，公司最小是23歲，最大的也只有35歲。另外一個特點，公司90%的人都沒有北京戶口。而僅在中關村，這樣的公司就有幾千家。公司的墻上貼著每個人的銷售目標，於越這個月定的數是一萬，這個數是最高的。

於越畢業于河北承德的一所高校，三年前他懷揣著一張專科畢業證來到了北京，因為銷售的錄用門檻比較低，從一開始他就做銷售，收入主要看業績，於越這個月如果能完成一萬的業績，就能掙到五千塊錢。

和於越一樣，大部分蟻族都從事著門檻較低的工作。從記者隨機發放的100份調查問卷來看，主要以銷售、廣告營銷、餐飲服務、教育培訓為主。其中，57.8%的蟻族在私營或民營企業工作；32.3%的蟻族沒有和工作單位簽訂正式勞動合同；37%的蟻族沒有“三險”等基本保障。工資低、保障少、頻繁換工作成為了很多蟻族在就業中遇到的困境。
在小牛坊的一個平房小院裏，岳瑞租著月租200元的房間，沒有衛生間，沒有廚房，沒有自來水。我們遇到他的時候他剛剛下班回來，一張烙餅，一包榨菜，這是他今天的晚飯。因為屋裏沒有凳子，他已經習慣了站著吃飯。岳瑞的家在河北，父母都是農民，在外面跑運輸供他念完了書。三年前，專科畢業的他來到北京。岳瑞做過五份工作，都是私企的臨時職位。目前是上地一家公司的電話銷售，底薪800元。對於現狀，岳瑞並不滿意。

岳瑞：很多時候還是想錢方面的事多一些，因為我也是農村裏面長大的，父母也掙不了多少錢，所以説自己還是多努力一下。

和岳瑞一樣困擾于學歷問題的蟻族不在少數。數據顯示，只有10%的蟻族畢業于211重點大學，畢業于非重點大學、地方及民辦高校的佔到90%。從學歷層次上看，專科、本科佔大多數，研究生的比例只有5%。有關部門對2009年畢業的大學生做過一項跟蹤調查，統計出他們工作半年後的平均月薪是2129元。而他們中的“蟻族”平均月薪不到1200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這表明，學歷不佔優勢、非名牌大學畢業是蟻族遭遇就業困境的重要原因。
而我國正經歷城市化、勞動力市場轉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等一系列結構性因素的變化。大學擴招讓大學畢業生人數以每年近700萬的速度遞增，市場吸納能力又是有限的。就業大環境的競爭加劇成為蟻族們面對的普遍問題。

丁寧寧：因為大學生過去地位是比較高的，所以我覺得蟻族裏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選擇這個（低收入工作）也是職業競爭的結果。他找不到工作，自然就把行業的分工擴大了，分工擴大的結果是低端的工資壓低了，增加了就業嘛，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市場化的結果。
丁寧寧認為，未來會有更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走進普通勞動者的行列，而我們採訪的另一位蟻族問題專家廉思則注意到蟻族在壓力下的心理特徵。

廉思：他大部分來自農村，是窮二代群體，從小他相信的是知識能改變命運，通過自己努力考上了大學，找工作的時候發現自己又回到了聚居村，從農村出來到聚居村去，從村到村。預期高和現狀的低很容易形成我們叫“相對剝奪感”，我們通常認為農民工和農民是“絕對剝奪”。比如説，我小學文化初中文化，一個月掙兩千我可能認同，就是這個定位，但是蟻族不同，他受過高等教育，他有夢想，高等教育許給了他美好的未來，但他到社會上發現不是這樣子的，所以“相對剝奪感”對社會的影響遠遠大於“絕對剝奪”和“絕對貧困”。

城市就像是一個磁體，吸引著數以萬計的人才和各種資源匯集到一起，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城市的魅力和吸引力也在不斷增強。

宋永亮：我們為什麼來到這個城市，就是因為大家都説，大城市工作機會多一點，能學到更多東西，賺得稍微多一點。

宋永亮，27歲，黑龍江黑河人，在省內一所高校學的俄語本科。現在是這家教育培訓機構的教務主任。

宋永亮：我們一般的工作時間是週一到週日，工作時間是從早八點到晚十點，已經習慣了。

他的經歷很具有代表性。畢業兩年，馬不停蹄地做了七八份工作，包括導遊、會展業務員、翻譯、外貿售貨員，還扛箱子批發過酒水。期間走了七座城市，從最北的黑河到最南的海南。

宋永亮：第一個城市是在黑河，第二個城市是在北戴河，第三個是海南三亞，回來又到廣州和上海轉了一圈，然後來到北京。北京的中途我又去了一次山東，後來從山東又回到這裡，我離開的原因是為了能讓自己生存下來，四年的大學生活已經花掉了家裏所有的積蓄。本來父母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個農民，在海南的三亞，我記得我去一個酒店應聘翻譯，去了以後經理是這麼問我的，你的俄語到什麼水平呢？你有導遊證嗎？我説有。有國際證書嗎？我説有。有工作經驗嗎？我説有。最後他説像你這種每個月可以給你600元錢，其實通過這些東西就能感覺我為什麼離開了，是因為我在當地生活不了了。

輾轉來到北京後，他先在一家小公司做業務，不久公司倒閉，他沒有拿到工資。之後給一個俄語學校做全國招生，兩個月沒有拿到工資，只能辭職。一週後，他找到了現在的工作。

宋永亮：那個時候我住在勁松，我在這兒上班，每天大概要16個小時，每天的車程應該是4個小時，過來兩個小時，回去兩個小時，基本上每天到家的時候都是（晚）12點左右，早上6點爬起來，就這樣一直堅持著。

最困頓的時候，他一週都沒炒過菜，6毛錢的燒餅買兩個，就是午飯。但他的工作做得很出色，他總結的工作流程已經成為樣板被同事們學習。三個月後，他提升為中層，工資從700漲到了5000元左右。

宋永亮：對於我這種從山區裏出來的孩子，只有自己來闖蕩，我只能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現狀，改變自己以後的生活，要不然我就和我的父母一樣。
記者：想過回去嗎？
宋永亮：沒有，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在小城市根本就找不到工作，你想在大城市都是這樣。再苦再難我也要在這裡奮鬥幾年，因為我想賺到錢，然後回去，如果我現在回去，我仍然是一無所有。

宋永亮通過努力，離開了月租240元的地下室，搬到了單位附近一間800元的房子。收入高了，他還借錢為父母在老家買了一套二居室，現在他最大的願望是早點把錢還上。總結自己過去兩年的奔波，宋永亮認為問題在於定位不清晰，沒有明確的職業發展方向，浪費了很多時間。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和宋永亮一樣，努力，敢拼，但發展目標不清晰的年輕人有很多。而且，蟻族的外延已經擴大，大學畢業、低收入、聚居這三個關鍵詞不足以涵蓋這些把自己定義為蟻族的年輕人。

蟻族： 我就是蟻族。我是剛來北京沒多長時間，剛高中畢業，高中畢業就來了，對，成績考得不好，所以説輟學了。我住的地方很小，地方確實很差，每月工資一千多元錢，剛剛維持住我的生計，每月月光族，基本上説得就是我們這種。我現在是在一家小公司裏面做小業務員，我經濟上最拮據的時候，我兜裏邊剩了34元錢。
這個女孩是北京本地人，她同樣認為自己是蟻族。
北京女孩：平均收入兩千左右，我畢業以後換過三份工作，一年左右就會換一份工作，得不到領導肯定，沒有升職的潛力。
蟻族概念的提出者廉思同樣注意到這一點，他認為，蟻族的社會認同和本身的認同已經發生了變化。
廉思：很多人説只要年輕過奮鬥過就是蟻族，很多沒有融入主流體制的青年人，都有蟻族情結。沒有戶口的，沒有房子的，都叫自己是蟻族。即使有了房子，沒有戶口也叫自己是蟻族。因為改革開放30年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來每個人都有一個單位，他會有一種歸屬感，在家是小家，單位是公家，往上是國家。30年以後實行了市場經濟，每個人都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個體，他和單位這種依附關係就切斷了，所以這種情況下他如何去尋找自身的定位就出現了迷茫。所以蟻族的情節也是一代青年的迷茫和徬徨。

廉思和他的調研小組發現，在“融不進”與“回不去”之間，蟻族存在的問題日漸凸顯。有71.92%的人認為自己的生活狀況不如同齡人，84%的人對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滿意。心理出現抑鬱、焦慮、偏執等亞健康特徵。29.27%的蟻族把平等的工作機會作為希望政府提供幫助的首選，其次是住房政策的傾斜，佔24.58%，其他方面，如平等戶口政策佔15.01%，職業技能的培訓佔8.07%，醫療政策的傾斜佔5.63%，充分的就業信息佔5.44%。

蟻族：希望能夠保障大學生，如果他願意在北京發展的話，希望能有一個住的地方，比如廉租房或者限價房之類的，希望國家能有一些政策來解決這個問題。
蟻族：在人際關繫上需要一些指導。
宋永亮：給他一個（就業）方向上的指引，大家應該走哪一條路。
廉思：蟻族群體境遇的改善更多肯定是要靠自身，政府更多是一個疏或導的作用，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所以我們也呼籲，政府已經對農民和農民工有一些免費的職業培訓，能不能對蟻族也進行一些政策的傾斜，讓他們有機會去提高英語技能，計算機技能等等，包括很多蟻族很迫切的是，人際交往能力，如何為人處事。他們很需要這方面的指導，我們也建議給蟻族一些心理的輔導。

在採訪過程中，我們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你為什麼選擇留在北京。得到的答案多種多樣，歸納起來就是一點，為了更長遠的未來。

岳瑞：近期目標就是到年底，月工資能拿到3000就差不多了。
蟻族：我最大的願望就是通過自己的努力，有自己的一點小成就，月薪要過萬吧。趁著年輕嘛，多拼拼。
宋永亮：如果堅持一下，努力一下，加上自己的努力，加上正確的方法，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成功。

專家認為，蟻族的出現是社會發展、城市化進程中的必然。政府要有效地引導大學畢業生到中小城市，以及中西部省市和農村地區去就業，既要立足當前，採取有效措施應對當前現況；又要放眼長遠，解決制約大學畢業生就業的結構失衡問題。大學畢業生自身，也要調整好就業觀念，處理好個人就業意願和社會發展需求之間的關係。同時，專家還呼籲要儘快建立高校畢業生廉租房保障制度。記者發現，北京已經將“蟻族”群體貧困畢業生自強就業幫扶工程提上日程，目的是為2010屆和2011屆的應屆貧困大學生提供就業信息，開通幫扶熱線。全國幾十個大中城市的高校畢業生廉租房建設項目也進入了論證、實施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