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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中國共産黨的改革精神是：不斷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搞教條主義；勇於改革舊觀念、舊方法、舊體制

　　◎權力精英和資本精英結合，堵塞了社會上升空間，現在讀個好學校、找個好工作，都要找關係、講背景，社會幸福感減弱，導致民粹主義和仇官仇富心態

　　◎公權力要擺正與輿論監督的關係——— 到底是人民大，還是官員大？

　　◎政府不要把社會組織當作對立面，他們其實是政府的好助手，參與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務

　　專家檔案

　　周瑞金　1939年10月生於浙江省平陽縣。曾任《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等職。1991年以“皇甫平”筆名，主持撰寫《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評論文章，最早把鄧小平關於改革開放的新思想傳播到全國，引起廣泛反響。2006年1月，再以“皇甫平”筆名發表文章《改革不可動搖》，回擊反對改革的聲浪。

　　1991年初，在國內一片“姓社姓資”的詰難中，他主持寫作了署名為“皇甫平”的系列評論，高倡鄧小平改革開放之聲，掀開了第二輪思想解放的序幕。

　　2006年，當“改革失敗論”甚囂塵上時，“皇甫平”攜《改革不可動搖》雄文重出江湖。隨後中央高層出面，以類似文章標題的結論，一言定調。

　　兩次在關鍵時刻力挺改革，周瑞金因此被稱為“改革辯護士”。這位72歲的老人雖已退休，依然心懷家國，于上海灘靜觀時局，時有妙文縱論改革、針砭時弊，一掃讀者胸中塊壘。

　　常懷憂黨之心，警惕社會幸福感減弱

　　南方日報：您曾在新中國成立60週年之際發表《勇於解決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引用小平晚年警示，呼籲當政者要警惕利益格局的傾斜。現在站在建黨90週年的時點上，您有什麼感言？

　　周瑞金：我想了三句話：常感知遇之恩，常懷憂黨之心，常思興黨之責。

　　如今我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實現了經濟社會的三大轉型，即從封閉半封閉走向開放，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從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市場經濟體制。但在社會轉型期也積累了大量的矛盾。概括起來有四大問題：一是貧富、城鄉、區域差距拉大；二是社會建設滯後，讀書難、看病難、就業難、住房貴、治安亂等民生問題突出；三是生態環境污染嚴重；四是腐敗問題比較突出，不僅是經濟領域，還表現在吏治腐敗、司法腐敗、媒體腐敗，這些都與體制有關。

　　這場浩大的社會轉型，讓中國人從“政治人”變成“經濟人”，這是歷史的進步。但是權力精英和資本精英結合，堵塞了社會上升空間，現在讀個好學校、找個好工作，要升遷、提職，都要找關係、講背景，社會幸福感減弱，導致民粹主義和仇官仇富心態。所以我們必須深化改革，推動從“經濟人”向“社會人”的再次轉型，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只有這樣，我們黨才能基業長青，繼續當好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主心骨。

　　推進全面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是重點

　　南方日報：您曾兩次力挺改革，轟動海內。但如今“改革”一詞似乎成為一個內涵外延都相當模糊的政治詞彙，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您如何理解“改革”？

　　周瑞金：現在改革確實遇到各種利益集團的阻力和爭議，但中央還是很明確的，就是要堅決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位一體的全面改革。這四個改革中，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心，其他三個領域的體制改革都離不開它。改革開放30年，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經建立，剩下一些難啃的骨頭，比如經濟領域法治建設、土地制度與央企壟斷、金融體制改革的問題，都涉及政治體制。而社會體制改革，首先觸及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文化體制改革主要是要進一步開放媒體輿論。所以説要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推進四位一體的全面改革。

　　南方日報：如果把“改革”的考察視野擴展到90年，您怎樣理解中國共産黨的改革精神和改革遺産？

　　周瑞金：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其實改革精神一直貫穿我們黨90年的歷史。從1921年到1949年，這28年的民主革命奪取政權，我們走的路不同於俄國十月革命，這就是改革創新。新中國成立後，從1950年到1978年的這28年，由於我們還是革命黨思維，搞群眾運動、階級鬥爭，基本照搬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強調“一大二公”，束縛了生産力，所以遭遇了很大的挫折。當然這個過程中也有很多改革探索，但真正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到市場經濟體制，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還是從1978年開始的。

　　可以用三句話概括中國共産黨的改革精神：不斷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搞教條主義；勇於改革舊觀念、舊方法、舊體制。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去年在出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0週年慶祝大會時指出的，勇於變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

　　鼓勵培育社會組織，實現互動善治

　　南方日報：您曾説，未來十年應突出社會體制改革。對於中國的改革，您還有哪些建議？

　　周瑞金：我認為，中國的四位一體改革既要整體推進，又要分步驟實施。經過20多年以經濟體制為重心的改革階段，現在進入以社會體制改革為重點的階段。為什麼現在中央要強調社會管理創新，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呢？原因就在我剛才説的社會轉型期積累的四大問題，影響社會穩定。據統計，我國群體性事件逐漸上升，集中在農業土地徵用、城鎮拆遷。我把這些群體性事件分為三種類型：第一是維權型，比如農民爭地權、護林權、要環保；第二種是泄憤型，主要是群眾借偶發事件宣泄不滿，攻擊公權力，一般沒有嚴密的組織動員，來得快去得也快；第三種是騷亂型，大肆攻擊無關人員。這些群體性事件，大部分是爭利不爭權，不反對中央，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能用人民幣解決。但要從根本上維護穩定，必須通過社會體制改革，化解矛盾。

　　南方日報：社會體制改革千頭萬緒，應該從何入手？

　　周瑞金：社會體制改革先要解決三大任務：首先要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務體系，從制度層面解決民生問題。包括建立現代化公民教育體系、建立和完善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提供以預防為主的基本醫療服務、建立人人有房住的城鄉住房保障制度、構建良好的生活環境等六個方面。

　　其次，構建合理穩定的社會結構，推進城鎮化，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壯大中産階層。城鎮人口要佔總人口的50%—60%以上，現在只有46%，而發達國家是80%以上。中等收入(年收入6萬到18萬元)人群起碼要佔總人口的40%，甚至60%，目前只有20%。我們要構建“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夯實社會穩定的基礎。

　　再次，培育三元架構的成熟的公民社會。過去國家統包統攬，幾乎沒有社會空間。經過30年改革，我國已經形成了三個主體——— 公權力、創造財富的企業主體和社會組織。政府不再是全能的，後兩者的作用更重要。政府不要把社會組織當作對立面，他們其實是政府的好助手，參與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務。現代社會必須讓官民良性互動，構建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民參與的善治格局。目前我國正式登記的社會組織有45萬個，備案的有25萬個，實際約有300萬個。政府對社會組織要從管制轉為鼓勵培育。

　　廣東仍走在全國前列，社會體制改革可先行

　　南方日報：您最近關注人民日報關注社會心態、社會關切的系列評論，認為其代表著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趨向。當前中央倡導社會管理創新，但地方維穩壓力擴大化、媒體輿論空間受壓。您有何評價？對於網絡時代的輿論監督，您有怎樣的期許？

　　周瑞金：公權力要擺正與輿論監督的關係———“到底是人民大，還是官員大？”我們要守衛黨的政治倫理底線，加強輿論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推進民主。

　　目前互聯網正在成為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良好平臺，黨委政府利用互聯網聽取民意、改進工作，這本身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大成果。任何先進的平臺，在提供好處的同時必然也存在消極因素。互聯網上出現民粹主義思潮、黃色文化、謠言傳播，並不奇怪。政府要有正確的管理態度，對負面因素不要過分誇大，不要動不動就關網封網，這不是聰明的做法。現在有了互聯網，還要搞封鎖消息、愚民主義，已經行不通了。遇到問題要重在疏導，發揮互聯網的自我凈化能力。

　　南方日報：您近年還關注廣東嗎？對廣東的改革有何建議？

　　周瑞金：我一直關注廣東，2008年改革開放30週年時還三次受邀到廣東作報告。廣東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現在依然走在全國前列。汪洋書記在廣東大力倡導解放思想，推動産業轉型升級，一開始有人批評，但實踐證明，這是正確的，符合科學發展觀和廣東實際。

　　我留意到，深圳重新成立改革辦，推動行政體制改革，這條路應該堅持走下去。現在中央強調推動社會體制改革，廣東在這方面可以先走一步，為全國創造經驗。比如，廣東可探索建立勞資雙方的利益均衡制度，建立公民收入登記制度，遏制灰色收入等等。 南方日報記者　陳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