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國共産黨歷史上，有兩次會議對中國的前途命運産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具有重大的轉折意義。一次是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另一次是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捩點。它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中國共産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標誌著中國共産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從此，中國共産黨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領導下，克服重重困難，一步步地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産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從此，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開始了新的偉大革命，成功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粉碎“四人幫”後，舉國歡騰，人心思變，百業待舉。廣大人民群眾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徹底扭轉十年內亂造成的嚴重局勢。

　　一些新的氣象在神州大地涌動：動蕩局面迅速結束，不少工作開始走上正軌。

　　然而，1977年2月7日的“兩報一刊”發表的社論提出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給滿懷希望的人們潑了一盆冷水。同年8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國人民進行現代化建設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沒能承擔起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為實現歷史轉折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這一任務。

　　中國共産黨人究竟怎樣才能打破舊的思想束縛，開闢一條發展新路？人們把希望寄託于尚未復出的鄧小平。

　　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王震等老一輩革命家提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讓鄧小平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

　　4個月後召開的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全票通過了恢復鄧小平職務的決議。被毛主席稱讚為“人才難得”的鄧小平第三次復出。

　　【鄧小平講話同期聲】

　　我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既然是共産黨員，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

　　面臨“文化大革命”後百廢待興的局面，鄧小平以戰略家的眼光指出：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他主動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表示願當大家的“後勤部長”。

　　在1977年8月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一些學者建議恢復已中斷10年之久的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製度。鄧小平當場拍板：今年就恢復。

　　1977年冬，全國有570多萬人走進考場。第二年夏又有610萬名考生參加高考。兩屆共錄取68萬名大學新生。

　　恢復高考改變了整整一代人的命運，更改變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和社會風尚。他們圓了自己的大學夢，青春、熱血、責任和希望，在他們心中激蕩。團結起來、振興中華成為當時學子們的共同心聲。

　　1978年陽春3月，黨中央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5500多名科技工作者參加了這次大會。

　　【鄧小平同期聲】

　　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科學與生産力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了。科學技術作為生産力，越來越顯示出巨大的作用。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工人階級自己培養的腦力勞動者已經是無産階級自己的一部分。

　　短短幾千字的講話，數次被熱烈的掌聲打斷。很多科學家都説，這是他們的第二次解放。

　　86歲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抱病參加了大會。他在書面發言中，用詩一樣的語言表達了廣大知識分子的心聲：這是科學的春天！讓我們張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

　　在這個美好的春天，文化藝術領域也恢復了生機和活力。許多文藝工作者重新開始了藝術創作，一批優秀的文藝作品相繼問世。一大批中外優秀文藝作品陸續重新上映和出版，再次喚起人們對真善美的嚮往。

　　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了經胡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發表，新華社向全國轉發。5月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

　　這篇5000多字的文章，鋒芒直指“兩個凡是”，在廣大幹部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

　　針對當時一些人不理解甚至不接受、不贊成的情況，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對這篇文章給予了充分肯定。鄧小平説：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觀點。

　　與此同時，陳雲、葉劍英、李先念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也旗幟鮮明地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各省、區、市和各大軍區主要負責人也以不同方式錶示支持，一場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反映黨心民心的大討論在全國範圍內逐步展開。

　　【李景田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我們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同時也為我國邁進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

　　在進行歷史總結和放眼世界時，人們首先強烈感受到我國在經濟和科學技術上同世界發達國家之間的巨大差距。要想把經濟搞上去，就要學習世界先進技術。

　　1978年10月到11月，鄧小平走出國門，對日本、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國進行訪問。

　　在日本訪問期間，鄧小平在乘坐時速210公里的新幹線列車時，談到自己的感受説：就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們現在正合適坐這樣的車。他表示，中國要努力學習外國的一切先進經驗和先進技術。

　　鄧小平在東南亞訪問時，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已經開始。會議原定的議程主要是討論經濟問題，並確定首先討論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

　　在分組討論中，陳雲等率先提出要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平反冤假錯案，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引起強烈反響。會議轉向了討論平反冤假錯案和解決思想路線等問題上。

　　11月14日，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因此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出訪回來的鄧小平關注著會議進程，思考著他將要在閉幕會上發表講話的內容。他親筆寫下了3頁紙、400字左右的提綱。

　　12月13日，在閉幕會上，鄧小平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這篇講話，實際上成為隨後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鄧小平講話同期聲】

　　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1978年12月18日，首都北京瑞雪飛揚。這一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京西賓館隆重召開。

　　歷史記住了這個日子，這個日子創造了歷史。

　　這個雪白的日子，註定成為中國歷史又一個嶄新的開端。

　　這次會議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從那時以來，中國共産黨人和中國人民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新的壯麗史詩。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春風吹拂下，神州大地萬物復蘇、生機勃發。我們偉大的祖國迎來了思想的解放、經濟的發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興、文藝的繁榮、科學的春天。黨和國家又充滿希望、充滿活力地踏上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

　　全會結束後的第一個陽曆新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指出：實現中國的統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同日，國防部長徐向前發表聲明，停止對大、小金門等島嶼的炮擊。1981年國慶前夕，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闡明了中國政府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從此，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掀開了新的一頁。

　　也是在這一天，1979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在經歷了20多年的隔絕和對立之後，中美兩國終於實現了關係正常化。

　　1979年1月28日，鄧小平到訪美國，這一天正好是中國的大年初一。這也是新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第一次訪問。

　　在此後的幾天裏，鄧小平同美國各行各業進行了廣泛接觸，也了解了世界現代化的水平和趨勢。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黨開始系統清理重大歷史是非，撥亂反正全面展開。

　　全會結束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北京為彭德懷、陶鑄舉行追悼大會，為他們恢復名譽。

　　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基本完成了平反冤假錯案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任務。

　　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撫平了很多人的心靈創傷，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營造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國農村還有2.5億貧困人口，人民公社體制嚴重束縛著農村生産力的發展。為擺脫窘迫局面，一些農民自發地分田到戶，改革悄然從農村開始突破。

　　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了《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規定生産隊可以實行定任務、定産量、定工分的生産責任制，只需個別人完成的農活可以責任到人。

　　這一措施，受到農民的廣泛歡迎。在安徽的肥西縣和鳳陽縣，就有一些社隊悄悄地把土地分給農民，搞起了包産到戶。

　　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的代表，在大包乾的契約上摁了鮮紅的手印。

　　在此前後，四川、內蒙古、甘肅、河南、貴州等地也出現了包産到組、包産到戶、聯産計酬等多種形式的農業生産責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