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11年平均工資數據，2011年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首次突破2000元大關，達2049元，比2010年增加359元，增幅達21.2%。相比一些新入職的大學生，農民工的月收入要更高，一些有技能的農民工，旺季月收入過萬元，超過一些白領。不少大學生感嘆：歷經十幾年寒窗苦讀，畢業後竟發現需要和農民工兄弟搶飯碗，且工資還比農民工低。（7月27日《中國青年報》）

　　最近關於類似中國大學生與農民工起薪差距縮小的討論再次沉渣泛起，與以往一樣，每每類似的討論都引起不少人對讀書無用論的關注。説實話，筆者以為關注大學生工資民工化意義並不大。這裡面的原因也有很多，比如説大學擴招後大學生急劇增加，在本科生滿街走而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語境下，大學生幹民工幹的活，拿民工拿的錢，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呢？特別地，從來就沒有規定説民工的工資就一定得比大學生的工資低，所謂“腦體倒挂”不正常向來都只是一些人在自以為是。

　　在筆者看來，民工每天耗費大量的體力勞動，其辛苦程度未必就比大學生的智力付出低劣，用工資去衡量勞動的優劣本來就很荒唐。實際上，在新加坡、美國等很多發達國家，那些一線工人的工資都相當高，與大學生的工資差距相當小，甚至不亞於公務員。數據也顯示，學歷對工資的影響相當有限。如2008年的挪威，各學歷段平均月工資為：持初等文憑的職工32760元/月，持中等文憑的職工38610元/月，持大學文憑的職工45630元/月，研究生以上學歷的職工56160元/月，最高學歷工資與最低學歷工資比值為1.7。

　　因此，拿大學生跟民工比意義相當有限，除了突出大學生和民工一樣“可憐”之外，並不能説明多大問題。更何況，就算畢業多年的大學生，工資水平不如農民工，亦不足為奇。誠然，人們都希望知識能在社會序列中贏得物質化的尊嚴，但能改變命運的，不僅有知識，還有制度、性格、機遇，等等。所謂知識改變命運，往往不過是增加了人生向上的機會，而不是立竿見影的物質財富。

　　基於此，“讀書無用論”的偏頗之處正在於放大了“知識改變命運”，進而將金錢作為評價個人成敗與否的唯一標準，過於功利或過於自信地認為學歷高低與物質佔有量之間存在必然性正相關。實際上，學歷與身價不能簡單劃等號，這是常識。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杜威有言，“教育是生活的過程，而不是將來生活的預備”。“高學歷者貧窮意味著恥辱和失敗”，恰恰是將接受高學歷教育視為將來生活的預備。這顯然過於樂觀且盲目。

　　在筆者看來，我們真正該關注的是社會收入分配上的溝壑。例如應該多關注大學生、農民與公務員與國企工作者等高收入群體之間的差距，因為恰恰是這些差距更能突顯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協調。應該説，作為人民公僕的公務員，在收入上不應遠遠領先於民工，而在中國，這種差距相當明顯，普通公務員的平均收入是最低工資標準的兩倍還不止——事實上，在很多國家，公務員、企事業單位人員收入與一線工人以及大學生的收入差距並不大。基於此，我不敢説權力對社會資源的佔有量偏大是導致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但重視和解決這些差距問題，無疑有利於減小中國時下高居不下的基尼系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