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溫州出臺新政推行公務車輛改革，因正處級每月交通費補貼3100元/月等因素，被外界稱為“三高車改”：涉改車輛比例最高；保留專車的幹部級別最高；這其中，正處級幹部車補3100元，在全國範圍內都是最高的，相當於溫州市區最低工資標準的3倍。（2012年7月2日《新京報》）

　　通過發放補貼實行公車退出機制，雖然能夠有效避免公車私用的發生，但這樣的車貼標準如果陷入指標匱乏、缺乏監督導致的“補貼照領、公車照坐”等問題，那麼這場改革註定是不成功的。事實表明，只有做到政府部門的補貼量化、價格公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公車改革所面臨的問題，否則，民眾的質疑就會不絕於耳。

　　以發放交通補貼實行貨幣化改革模式，溫州並不是始作俑者。早在1993年，廣東東莞沙田鎮就以發放交通補貼來進行車改試點。雖然這一從國外移植經驗的改革模式在珠三角等地開始效倣，卻一直沒能擺脫“車改等於公務員加薪”的爭議。一方面，表明了“水土不服”的移植效倣所面臨的尷尬；另一方面，也顯示出權力者對於貨幣化改革産生的誤解。

　　顯然，此次溫州公車改革是仍然沒有擺脫備受質疑的“改革怪圈”。從報道援引當地發改委補貼人數、車補資金等資料核算，該單位(系統)及下屬單位發放人數156人，人均車補1萬多元。然而車改後竟比車改前每年多支出近30萬元。但這一耐人尋味的結果早已經在眾人的意料當中。粗線條式的差額補貼，只能讓超額福利合理化，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悖于公車改革的初衷。

　　之所以産生這樣的怪象，一方面，是因為目前公車改革缺乏明顯的制度支撐，僅靠地方的摸索改革很難突破權力的瓶頸。而停留在“沒有出臺強制性的制度取消地方公車”的規定方面，這也為各地探索改革造成了一定的阻力；另一方面，在外部缺乏監督，內部缺乏動力的語境下，權力者就能夠大張旗鼓地通過其他方式來彌補自己失去的權力損失。

　　除了補貼費用高昂所産生的質疑，標準問題也是民眾質疑不絕的焦點。事實上，過度依照行政級別的補貼劃分而忽略工作年限、工作崗位等因素的改革標準，一定程度上會增加級別較低而頻繁出差的公職人員的資金負擔，以至於讓他們淪為這場改革的“犧牲品”。

　　不可否認，溫州公車改革雖面臨著種種質疑，但卻為各地探索公車改革提供了新的路徑。如果想讓改革步伐更趨完善，首先必須要走出公車貨幣化改革誤區。通過讓權力者明白改革的目的是為了節省財政成本，提高辦公效率，而不是變相地加薪補貼彌補自身的“損失”。除此之外，更應該通過引進社會監督機制，公開補貼成本等方式，有效地避免改革過程中所産生的一些弊端。

　　稿源：荊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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