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凱玲

　　浙江溫州最近推行公車貨幣化改革,車改後的車補標準,從正處級幹部到普通科員按職務層級劃分為7個補貼檔次,每人每月最高補貼3100元,最低補貼300元。溫州車改被貼上“三高”標簽：涉改車輛比例最高，保留專車的幹部級別最高，車改後的補貼最高。正處級幹部每月3100元的車補標準在全國範圍內最高,相當於溫州市區最低工資標準的3倍。(7月2日《新京報》)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指出：部長級和省長級幹部按一人一輛配備專車；現職副部長級和副省長級幹部，保證工作用車或相對固定用車。廳局級幹部都不能配備專車，縣處級幹部憑什麼享受相當於最低工資標準3倍的交通補貼？

　　公車已拍賣，正常工作不能耽誤，政府給公務人員發放車補，本無可厚非。但是車補怎麼發，是一個帶有技術含量的問題。按照官階級別發放“車補”，而且車補標準較高，難免讓人有話説。從某種意義上講，按級別發放車補也是變相提高公務人員特別是官員的福利，製造官本位腐敗。

　　在討論按級別發車補的是非之前，有一個問題需要澄清。那就是，車補不是按公務人員職務級別派生出來的福利待遇，而是對公務人員工作用車費用的補償措施，或者説是報銷制度。就此而言，官員既然已經按照職務、級別享受了工資福利待遇，就沒有理由再按職務、級別享受車補待遇。按級別發放車補存在多重悖論。

　　一個簡單的道理是，公務人員公務用車行為與職務級別沒有必然聯絡。正如有幹部職工所言：“出門公幹並不一定職務越高辦事越多，有的普通工作人員辦事更多，用車更多，車補卻更少。”雖説溫州車補要求用於交通支出，但是公務人員找別人要幾張加油發票，根本不是什麼難事。既然車補是按官階級別核定的，為了減少交通支出，可能造成大家都不願意出門辦事的尷尬局面。這顯然有違公車改革的初衷。

　　而且，車補與級別挂鉤實際上是把官員的公車特權變換了一種形式。坊間對公車使用效率有這麼一段經典的三分法概括：“公務車三分之一公用，三分之一家用，三分之一司機用”。現在，公車特權換成了車補。表面上看，領導家屬與司機不能再享受公車特權堵住了三分之二的公車腐敗漏洞。但是換個角度看，以前無形的公車特權被換成鈔票裝進了公務人員特別是官員的腰包。這不是給官員變相提高官本位福利，示範馬太效應嗎？如此官本位車改方案，不僅普通百姓反對，享受低車補標準，公務繁忙的普通公務人員也不會支持。

　　當然，筆者這樣説，並非否定溫州公車改革的初衷。比如，取消領導專車，拍賣公車，減輕納稅人負擔的改革思路並沒有錯。但是，公車改革如何進行也是一個具有技術含量的問題。在公車改革的過程中，政府應該改變關門決策思維慣性，廣泛徵求民意特別是當地群眾的意見，考慮普通公務人員利益訴求，完善制度設計，避免政策變形走樣，使公車特權腐敗演變為車改福利腐敗。

　　如果政府在打破公車特權以後，改變按級別發放車補的官本位福利思維，降低領導車補標準，或者説恢復用車報銷制度，公務人員外出開會辦事根據交通里程核算交通費。不僅有助於洗清官員權力自肥的嫌疑，公車消費支出也要少得多。(四川新聞網太陽鳥時評)

　　(來源:四川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