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改革探索已走過18個年頭，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每年公務用車購置費上漲勢頭卻難以遏止。財政部2011年初公佈的數據，目前我國每年公車購置費支出增長率在20％以上，年公車消費支出超過1000億元。全國政協委員莊威表示，各地超編和超標公車已呈氾濫趨勢。（據5月27日新華網）

　　歷經18個春秋的“車改”，依然未能遏制住“車輪上的腐敗”。儘管各地頻頻推出“車改”新招，但就全國而言，超編和超標公車呈氾濫趨勢卻是備受詬病的不爭事實。究其根本原因，就在於長期固化于官員頭腦中的特權思維。

　　在官本位思想盛行的社會背景下，以“工作需要”為名的公車配備，早已超越了“代步工具”的範疇，也偏離了“提高工作效率”的制度初衷，幾乎演變成為官員的“福利待遇”，甚至以“車價”體現官員“身價”，以“排氣量”彰顯個人“能量”。而公車改革，不啻于挑戰官僚階層既得利益的一場“自我革命”，但是，由“坐公車的人”推行有損自身利益、得罪官僚群體的“公車改革”，勢必於心不忍，註定舉步維艱。因此，沒有敢於挑戰特權的決心和壯士斷腕的勇氣，“車改”永遠都會停留在“只踩油門不挂檔”的做秀層面。

　　“限車”必先“限權”。“公車改革”必須破除特權思想，讓官員做回“公僕”，公車切實“公用”。但是，大量事實表明，讓公權歸公和公車交公，不能企望于官員的幡然醒悟和自我節制，必須借助強有力的社會監督和制度約束。鋻於目前各地對公車監管的改革嘗試，筆者認為，破除特權思維必須抓好三個關鍵環節。

　　一是彰顯一個“公”字。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公車改革首先需要公開透明的管理機制。一方面，應借鑒國外經驗，為公車涂以區別於民用和商用的識別標記，將公車使用標識化，以方便社會監督。另一方面，要將公車消費公開化，對公車數量和每年用於購車、使用、養護的支出，政府應定期向社會公佈，以接受公眾評議。

　　二是取消一個“專”字。現實生活中，官員配車幾乎成為官場相互攀比的潛規則，因此，只有取消“專車”，限制“特權”，才能防止公車私用，提高公車使用效率。瀋陽市渾南新區將區管60輛公車組成公務車隊為120個部門服務的做法，值得借鑒。

　　三是強化一個“罰”字。好制度貴在執行力，公車超編、超標氾濫，公車私用屢見不鮮，但是，鮮見有人因此而受到處罰。所以，確保公車改革效果，必須按照相關制度規則，嚴格實施問責。否則，缺乏問責的車改，難以遏制特權，也註定流於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