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戈海

　　去年，開建1000萬套保障房的任務被層層分解。記者調查發現，目前一些地方保障房建設進程緩慢，並存在以舊充新，以企事業單位宿舍樓充當保障房等情況。武漢、珠海、東莞等都有將宿舍樓“貼牌”為保障房的情況。渣打銀行的一份調研報告認為，國內真正新建保障房不足三成。有地方官員稱國家強調了“新增”未説不可“籌集”。（齊魯網：武漢學生舊公寓"貼牌"變身保障房 住保辦稱今晚回應）

　　坦白講，保障房的建設出現“打折”的情況，已非首次見於媒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社會階層的分化，保障房需求旺盛。但現實情況是，保障房建設面臨質量欠佳、政府建設不積極、缺少建設資金等問題。正因為如此，國家確立了保障房建設任務，層層劃分下去。然而，強制性的任務換來的不是保障房建設的風生水起，而是政府忙著從別的渠道“籌集”保障房。

　　武漢分到11.8萬套的任務量，但在建設過程中卻將宿舍樓“貼牌”，濫竽充數。極具諷刺的是，去年11月14日，武漢市住房保障與房屋管理局在報紙廣告專版刊登文章，稱“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標101.98%圓滿完成”；且于2月29日，武漢市長簽訂“軍令狀”，承諾保障房不會建成鬧心房。此外，湖北省也在今年初宣佈“107%完成國家任務”。原來看似最有力的承諾，如今成了最響亮的耳光，唏噓之餘我們需要追問：保障房建設怎會面臨如此境遇？

　　其實，使出“籌集”保障房這一招來應對中央政府確立的建設目標，是地方政府為形勢所迫、不得以之舉。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直接導致地方政府更願意在商品房開發商下功夫。與之相比，保障房建設需要土地、需要財政支持，付出沒有回報，入不敷出的財政無疑成為阻礙地方政府建設保障房的重大動機。事情還不僅限於此，土地和財政用來支持保障房建設，直接後果是其他經濟活動有可能受到擠壓。須知，在現有官員政績評價體系中，短期的經濟數據才是基層官員所看重的。

　　武漢市的保障房建設承諾出現“打折”，從“新建”變成“籌集”，表面上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懶政，更深層面則是地方政府對建設保障房依然存在天然的疏離感。因為，保障房建設帶給政府的實際效應絕不如支持其他經濟活動獲得的多。但為了保證上級任務，完成自己對媒體和公眾的承諾，只能在別的地方“籌集”。這種説一套、做一套的方式，對民生投入的縮水只是一方面，更嚴重的是對政府公信力過度消費。

　　基於此，解決之道需要從兩方面著手。一是需要完善保障房建設中政府官員的法律責任。責任不到人，一些官員就可以以政府的名義髮發承諾，待到完不成任務卻得不到任何實質懲罰。政府官員作為權力掌控者，有必要對自己的職責負責。二是改變政績考核方式。雖然有些地方已經將保障房建設納入政績考核範疇，然而經濟數據作為最重要的考核指標，依舊在政績考核中起著決定作用。而對經濟數據的過度崇拜，形成了一種被扭曲的財政支出方式，它們補貼招商引資來的企業，卻在各項民生議題上興趣泛泛。

　　解決保障房建設疲軟的問題，需要的不僅是佈置任務，更需要完善的制度建設來為其保駕護航。

　　(來源:齊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