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揚

　　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徵求意見以來，國家版權局已收到書面意見400多件。4月25日，國家版權局首次集中回應了各方質疑和爭論。針對著作權集體管理及延伸管理引發的“被代表”質疑，國家版權局法規司司長王自強解釋説，著作權集體管理及延伸管理正是為了保護著作權人的利益，因為大量著作權人未“被代表”，已經付出了慘痛教訓。他舉例説，谷歌數字圖書館將中國作家的20余萬冊圖書進行掃描，但因為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文著協）無法代表所有權利人，很多賠償費拿不到，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損失。（4月26日《北京日報》）

　　著作權集體管理確有其必要性，就像分散的消費者需要一個消費者協會來幫助維權。舉個簡單的例子：某報轉載了某個作者的一篇文章，卻一時聯絡不到作者，在此情況下，報社將稿費轉交給文著協，再由文著協轉交給作者，顯然是簡便可行的辦法。正如國家版權局副局長閻曉宏所説，把權利人難以行使的一些“小權利”集中起來交給集體管理組織幫助其管理，有利於著作權的保護。

　　基於此，這些年來，文著協、音著協（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音集協（中國音像集體管理協會）、影著協（中國電影著作權協會）等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相繼成立，併發揮了有目共睹的作用，比如文著協代表著作權人與谷歌談判，帶領作家向百度文庫“宣戰”等。

　　著作權集體管理為何引發“被代表”的質疑呢？主要是修改草案規定了“延伸管理”的內容，即對於具有廣泛代表性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可以許可其代表非會員開展延伸性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比如多數音樂人與音著協簽約，讓其代理著作權，那麼其他少數音樂人的著作權也就由音著協代理。這種“延伸管理”有其良好初衷，擴大了著作權代理保護的覆蓋面，但問題是，有些著作權人並不樂意被代理，沒有授權而代理顯然是越俎代庖，即便出於好意也于理不合。

　　説到底還是信任度和公信力問題。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是非營利的社會團體，名稱上雖有“管理”二字，但其角色定位和立身之本應是為著作權人服務，其公信力取決於服務質量。毋庸諱言，眼下的著作權集體管理問題不少，對此王自強司長也表示認同。舉個著名的例子：音著協代表音樂人收取卡拉OK版權費，一度鬧得沸沸颺颺，但最後，音樂人分得的版權費還不到全部收費的一半，最大的“利益均沾”者竟然是有關主管部門下屬的文化公司。如此“集體管理”，著作權人當然有意見，尤其讓吃過虧的音樂人不放心。

　　作為非營利社會團體，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至少應做到以下兩點：一是信息公開透明，你向作品使用者收取了多少版權費，你自己提取了多少管理費，管理費提取比例是否過高，都用在哪，這些信息應向著作權人公開並解釋清楚；二是切實幫助著作權人維護權益，積極向作品使用者索取版權費，並將收益主動轉交給著作權人。而日前情況是，有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越權亂作為，有的不作為，只收費不服務，版權費分配不合理，管理費使用不透明，官僚化傾向明顯。如此，著作權集體管理的公信力自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