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審核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除規定標的額10000元以下的民事案件實行一審終審外，增加的公益訴訟制度也是此次修法的亮點。

　　儘管公益訴訟的主體只局限于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社會團體，並沒有把個體公民納入其中；適用的範圍也只局限于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但其對於法治框架內的公共治理和公共利益的維護而言，顯然具有較大的進步意義。

　　站在公共治理的角度而言，公益訴訟，實際上是在法律框架內，對公眾參與社會事務賦予了更多權利。有了公益訴訟這一有力的法律武器，個體公民以及社會團體對公共利益的捍衛，將不會再停留在空口吶喊的層面。

　　近些年來，環境污染和食品安全事故頻發。就最近被曝光的“問題膠囊事件”為例，其傷害面之廣顯而易見，對公共安全和公眾利益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如果只純粹依靠行政力量來進行治理，恐怕難以實現民眾的預期。而如果讓公共力量介入，讓公益訴訟參與進來，或者更能代表民眾的公共訴求，在法律框架內實現更為廣泛的監督和治理。

　　當然，真正讓公益訴訟作為公共利益維護力量的存在，除了法律文本上的認可，更重要的還在於應該培育好制度實現的土壤。就公益訴訟主體而言，社會團體能否主動充當起維護社會公義和捍衛公共利益的角色，恐怕是公益訴訟的制度願想能否實現的關鍵。但從目前社會團體的生存現狀來看，其獨立性是讓人堪憂的，很多取得合法身份的社會組織，往往都要挂靠和依附在行政力量的名下。

　　由此可見，要讓公益訴訟的陽光照射到悲劇頻發的領域，還原社會團體的公益性至關重要。就拿消費者協會來説，在消費領域各種行業潛規氾濫、霸王條款橫行、消費者權利頻頻受損的生態下，有多少時候能夠挺身而出捍衛消費者的權利？身份不夠獨立，又怎能在不受干預的情況下充當公益訴訟的主體。

　　如果説，社會團體和個體公民作為公共參與的重要力量，與單一的輿論監督相比，公益訴訟則更具效率。不過，要讓這一武器發揮威力，前提是社會團體和個體公民具備足夠的獨立屬性。如果不確立訴訟主體獨立公共參與者的身份，那麼公益訴訟很可能成為某種制度花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