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黃穗事件”一併拔起的不光是更換國籍問題，運動員與官職間的微妙關係也隨之進入公眾視野。

　　湖南省羽毛球運動管理中心副主任一職，早在2007年初就任命于當時為運動員的黃穗。儘管黃四年多沒上過一天班，這個職位仍為其保留著，工資照常發放，直到近日她代表澳大利亞參加國際賽事，問題才浮上臺面。

　　黃穗不是第一人。事實上，自2005年田亮成為第一位身兼官員身份的現役運動員後，近年來，各地已經涌現出一大批幾乎不可能履行領導職責的官員運動員。

　　這些運動員中的一部分，確實在退役後走上了此前安排的領導崗位，但也還有一部分，乃至很大一部分人，即便從未到崗，依然可以保有頭銜，並享受相關待遇。對於運動員“換跑道”，擔負行政職務，外界並不驚訝；甚至，運動員為國爭了光，國家給予他們一定的回報，這樣的觀點也並非沒有市場。至於那些領頭銜不“到位”的情況，出於安排和接受行為可以完全“私下”，很少為外界所知。

　　官員運動員不到崗，不合理是顯而易見的。然而，更進一步來看，那些日趨普遍的、讓人習以為常的運動員變官員又是不是合理的？

　　不可否認，與一些國家職業運動員不同，在現有體制下成長起來的國內運動員有著一定的特殊性。對於運動員來説，退役就是走向另一個完全陌生的體系，此前的一切儲備都可能失效，不少人甚至面臨生存困境。一個明確的領導職位，為運動員提供了一個生活出路，至少是解決了退役後的生活之憂。

　　在這個過程中，很容易被忽視的是，領導崗位是一個公共職位，而且還是一定級別的公共職位。將作為社會公器的公共職位，以獎勵、安排這些近乎“派送”的方式給予特定的人，很難説是妥當的。對照其他國家運動員的際遇，這種獎勵方式也是罕見的。表面上的官員運動員問題，其實是一個如何看待公共職位的問題。

　　公職人員的任用既意味著行政機構能否高效運轉，更關係到社會階層間的正常流動。也就是説，公共職位能不能開放、開放的程度指向的是社會公平。從機會公平層面而言，公共職位決不能以不透明、不公開的方式取得。

　　目前，基層或非領導類職位已經基本以公開招考的方式實現了公平，即使仍有地區傳出招考“貓膩”，但客觀地説，招考確實實現了正常化和制度化。然而，涉及到領導職位，很多時候恐怕不能説是公開透明的。將領導職位委任于運動員可能是後一種情況的表現之一。在教育科研領域，類似的情況也不少見。

　　客觀地説，大多運動員獲任的職位與其從事的運動項目有關，日後承擔相關的管理工作不無可能，不排除其中的一些人憑藉自己的才幹和能力在另一片天地繼續發光。但需要分清的是，公共職位的獲得有著嚴格的程序性和必要的嚴肅性。從運動員到官員，不能是一件一個獎勵、安排，一紙授命即刻到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