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羽球世界冠軍黃穗近日重新回到人們視野，在澳大利亞羽毛球黃金賽中，這位31歲的體育名將代表澳大利亞隊出戰。黃穗被指在2008年年底失蹤，媒體稱其或已經入籍澳大利亞。而就在她退役之前，湖南省羽管中心已為她提供了副主任(副處級)一職，並且3年以來，一直按運動員身份發放工資。

　　這3年的工資都取之於納稅人，不管納稅人同不同意，這筆錢已如潑水難收。直到黃穗赫然出現在他國賽場上，經過媒體的披露，公眾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黃穗事件發生後，新華社曾發表文章剖析，題為“黃穗為何能領空餉，體育用人制度落後世界”，堪稱一針見血。而細究落後的緣故，應該是體育的特殊化和隨之而來的運動員管理的特殊化。

　　因為體育的特殊化，所以當黃穗還是一名在役運動員時，相關方面就能以“讓其安心訓練”為理由，堂而皇之給她一個副處級的職位。類似安排十分常見，而縱覽中國體壇，“賽而優則仕”更幾乎已成固定模式，似乎非給一個官位才能體現對退役運動員的關心一樣。沒人否認體育名將們付出過很多心力、曾經為國爭光的事實，但在他們已經因此得到榮譽和豐厚物質報酬的同時，如果再以官位作為報酬，不僅對那些同樣付出過很多心力但沒有取得優秀成績的普通運動員不公平，更重要的是，拿出職位安置運動員的不論是公務員機構還是事業單位，想必都有起碼的進人和用人制度，制度的剛性何在？

　　在其他人身上絕對不正常的事情到了體育名將這裡突然就正常了，難怪新華社的文章中要發出質疑：難道運動明星在工作單位中真的應該享受“特權”麼？

　　越過黃穗事件，則不得不反思體育在中國社會中的合適位置。體育的特殊化一度起到了良好作用，但不必諱言，其負面影響也日趨顯現，黃穗事件不過是這種負面影響的一次集中暴露。體育是到了終結特殊化，和其他行業一樣邁進市場化、産業化、社會化的時候了。

　　摘編自《南方都市報》4月13日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