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開始從事農村拆遷工作，江蘇省常州市南夏墅街道戴家頭村村主任、大學生村官馮冠華就給自己“上了根弦”──千萬不能“犯錯誤”。

　　他曾聽過一些教訓：某街道拆遷辦主任，因為幫朋友“套面積”而被撤職審查判刑；附近村的老村支書因為拆遷的事兒“進去了”；自己剛上任那會兒結識的某街道辦工作人員，也在拆遷問題上栽了跟頭。

　　“總以為大學生村官肯定不會犯這種錯誤，沒想到……”一週前，四川省簡陽市一名25歲女大學生村官的經歷給小馮上了一堂“印象最深、最貼近”的課。據報道，女大學生村官辜某在徵地拆遷工作中，利用職權幫助親戚、朋友多丈量房屋和地面附著物，套取國家徵地補償款80余萬元，並從中獲取“回扣”，最終被判入獄5年。

　　此事引起了各地從事過或者正在從事農村拆遷工作的大學生村官的關注，處在最容易出現經濟問題的拆遷工作的風口浪尖，剛剛跨出校門的大學生村官如何“自保”？

　　丈量“地面附著物”，“小村官”面臨諸多“為難”

　　馮冠華在拆遷工作組中負責“地面附著物”的測量，相較于辜某負責的房屋面積測量工作，小馮負責的這塊工作“彈性更大”。

　　地面附著物包括村民栽種的樹木、農作物，自己開挖的池塘等，“多算一兩棵樹，多算一兩畝池塘面積，都不容易被查出來。”

　　小馮説，“彈性最大”、也是人為干預測量可能性最大的要數“葡萄園測量”，這種“測量”不僅要求工作人員丈量葡萄園面積，還要求對所栽種葡萄的成色、品種、年份進行“鑒定”，並以此作為拆除補償的定價依據。

　　從理論上説，只要拆遷戶“擺平”負責測量的工作人員，可以給自家種植的普通未成熟葡萄定上優質陳年葡萄的價格。由於戴家頭村葡萄種植面積廣，一旦出現測量人員“放水”的情況，每戶村民拆遷補償款的價差可能少則幾十萬元，多則一兩百萬元。

　　實際操作過程中，小馮也的確遇到過不少主動跟自己套近乎的村民，“都是鄉里鄉親的，從小看著我長大的村民，總不能為這事兒撕破臉吧？”

　　每當遇到這種情況，小馮總是牢牢抓住一條“底線”──我可以幫你賣樹、幫你賣葡萄，甚至可以幫你搬家當苦力，但在測量問題上，只能按國家定的規矩來。

　　他曾在一天內火急火燎地幫助一戶年邁的村民“處理”了價值數千元的樹木；也曾全程幫助一對老夫妻領取拆遷款，陪他們穿梭于數家銀行之間，並將新房鑰匙送到其家門口。

　　“這些體力活兒我都能幹，既不得罪村民，也不犯錯誤。”小馮説。

　　一個重要的制度背景是，戴家頭村的徵遷有一個“五位一體”的拆遷制度。所有涉及村民重大經濟利益的事項，比如房屋、附著物丈量、補償核算等，都必須由拆遷公司、評估公司、審計公司、街道工作組、村委會派代表全程參與。

　　也就是説，在測量過程中，小馮最多只能算是村委會代表，另外4人也都全程參與。此外，還有自發聞訊前來監督的其他村民。

　　2010年，小馮參與了戴家頭村12個生産大隊200多戶人家的拆遷工作，歷時3個月，沒有一戶村民因拆遷補償“不公平”上告。被拆遷的農戶中，也包括小馮自己家，“輪到我家測量地面附著物時，村支書、老百姓都專程過來看著，生怕有什麼特殊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