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近日表示，2012年將在全校範圍內實行高級職務聘任“代表作”學術評價制度。這意味著，發表論文的數量在復旦大學不再是證明學術水平的唯一方式，只要能拿出優秀的成果或者論文，並且經過業內專家匿名評審通過，教師就可以直接晉陞教授或者副教授。此前，自2010年起，復旦大學在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和歷史系試點“代表作”學術評價制度，2011年擴展到整個文科領域。(《中國教育報》3月28日)

　　復旦大學之所以實行“代表作”學術評價制度，其目的是為了糾正當前學術研究領域出現的“只重數量、不重質量”的偏差。在筆者看來，這種“論文減負”的導向觸及了當今中國學術體制的弊端，是學術之福。

　　近年來，為增加發表論文的數量，一些高校教師可謂是挖空心思——— 有的粗製濫造、拼拼湊湊、舊作翻新；有的在情急之下越過學術底線，抄襲剽竊，隨意將他人的研究成果據為己有。比如，河南一教授抄襲本科生論文事件、川大副研究員涉嫌抄襲論文事件等。這些現象，讓公眾眼中無比神聖的“學術研究”斯文掃地，讓學術的公信力和影響力大打折扣。

　　要解決上述問題，就不能不分析它們生長的“土壤”。眾所週知，教師的職稱不僅反映了其科研和教學水平，同時還關係著他們的工資和各種福利待遇。而目前國內大多數高校對教師進行考核、評定職稱的衡量手段之一，就是統計其論文的發表數量。這樣一來，出於利益的考量，高校教師很容易放棄那些科研花費時間較長、耗費精力較大的“硬骨頭”，轉而大量地寫一些沒有多少價值和意義的論文，以滿足考核評審時對論文數量的要求。正如中科院院士陳佳洱所説：“現在很多研究都是‘論文驅動’，而不是科學目標驅動。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提級、獎勵、待遇都是和文章挂鉤的。”

　　更可怕的是，這種簡單的“量化考核”不但使科研成果得不到客觀、公正的評價，而且還給科研活動套上了急功近利的枷鎖，讓某些人為獲獎和晉陞而搞“短平快”，使可貴的創新智慧遭到扼殺，形成了對人才的“逆淘汰”，優秀人才的價值得不到充分體現，不僅讓科研發展陷入了功利化怪圈，也造成了科技人員、科研智慧的巨大浪費。長此以往，必將制約我國科研創新能力的提高，最終影響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步伐。

　　由此而言，復旦大學推出“代表作”學術評價制度，無疑具有矯枉和糾偏的積極意義。希望更多科教部門和單位能夠從復旦大學“代表作”學術評價制度中受到啟發，主動革除滋生學術研究弊端的“土壤”，採取更加科學合理的考評機制。如此，才能樹立起更加科學正確的學術導向，有效解放和發展學術“生産力”，讓“科學的春天”更加絢爛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