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復旦大學將在全校範圍內實行高級職務聘任“代表作”學術評價制度。此前，自2010年起，復旦大學在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和歷史系試點“代表作”學術評價制度，2011年擴展到整個文科領域，這讓那些真正優秀，但又不符合現有較為“剛性”學術要求的人才脫穎而出，不用“數論文”也能評教授。（《中國教育報》3月28日）

　　復旦大學之所以實行“代表作”學術評價制度，其目的顯然是出於克服當前教師單純追求論文發表數量，而忽視論文質量的考慮。在筆者看來，這種“論文減負”的導向觸及了當今中國學術體制的一個弊端，是學術之福。

　　近年來，為增加發表論文的數量，高校的一些教師在論文上花費了巨大的心思。在這種氛圍中，他們不但不安心搞科研，反而不惜損害學術尊嚴，抄襲、剽竊他人的成果，使得學術腐敗事件屢有發生。比如河南一教授抄襲本科生論文案件；川大副研究員涉嫌抄襲論文事件；等等，這些所謂的“教授”無不是上網下載幾篇相關論文，經過“粗加工”後，便擅自將他人的成果據為己有。

　　要力避上述問題，就不能不分析它們生長的“土壤”。目前，國內的大多數高校對教師進行考核、評職稱的衡量手段之一，就是統計其發表的論文數量。教師的職稱不僅反映了其教學水平，往往更關係著他們的工資等各種福利待遇。這樣，教師很容易放棄科研花費時間長的項目，轉而大量地寫一些缺乏創新的論文，以滿足考核評審時對論文數量的要求。正如中科院院士陳佳洱所説：“現在很多研究都是'論文驅動'，而不是科學目標驅動。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提級、獎勵、待遇都是和文章挂鉤的。”

　　更可怕的是，這種評價體系正在培養有價值的科研成果的“殺手”。因為這種簡單的“量化考核”不但使科研成果得不到客觀、公正、公平的評價，而且還給科研活動套上了急功近利的枷鎖，讓某些人為獲獎和晉陞而搞“短平快”，使可貴的創新智慧遭到扼殺，形成了對人才的“逆淘汰”，誘使科研工作走向其反面，優秀的人才淪為平庸或者無法發揮價值，讓投機取巧之徒大佔便宜。長此以往，必將制約著我國的科研創新能力，毀蝕寶貴的創新精神，而這將大大制約我們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步伐。

　　在國外，大多數高校對教師和研究生沒有論文發表數量的要求，對教師的學術水平大多采用同行評議的方法，既要看他們的學術論文數量，更要看他們論文的質量。其實，一些著名的學術大師終生發表的論文數量屈指可數，但每一篇可能都是經典之作。顯然，這樣的評議比僅僅計算論文數量準確得多。現行科研成果評價體系忽視的正是這一至關重要的因素。如果僅僅是幾個人在那裏坐而論道，再來個各懷目的，又怎能不扼殺有價值的成果，放行無價值的“學術垃圾”？

　　由此看來，復旦大學以“代表作”學術評價制度取代“數量考核制”，主動革除滋生弊端的“土壤”，這是非常有遠見的。如此一來，它可以凈化校園裏的科研氛圍，讓學術研究遠離浮躁，營造學術研究的求真務實之風，有利於讓高校教師和學生靜下心來搞科研，創造出更多的學術精品。

　　(來源:東方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