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工的權利訴求，絕不是接聽一個電話就能搞定的，但公開手機號，仍堪稱一個好的開始

　　“有事找工會”，這是很多職工耳熟能詳的口號。近日，山西省總工會要求10萬名企業工會幹部公開手機號，覆蓋到750萬名職工，力求破解這一口號背後“工會在哪”、“怎麼找工會”的問題。

　　工會幹部主動公開手機號，拉近了與職工的距離，讓工會工作進一步由幕後走到臺前，是公開承諾、敢於擔當的表現，能更好地保障職工合法權益，預防和化解勞資矛盾，更有利於增強工會的權威性與公信力。

　　不過，公開電話，可能只是挑戰的開始。類似舉措，其他領域、不同地方也曾有嘗試。今年2月，湖南長沙公佈5200多名領導幹部的手機號，卻引來“雙向不適”。公眾揶揄“作秀”：很多電話打不通，通了沒人接，接了沒耐心，交不上心、解不了難；官員抱怨“被擾”：試探性電話多，盲目打的多，甚至推銷電話、“走後門”電話也隨之而來，不勝其擾。

　　這些問題，電話兩頭的山西工會幹部與職工，可能馬上就會遇到。如果公開的號碼總是“不在服務區”或“正在通話中”，如果打通了電話不過是發發牢騷、聽聽安慰甚至遭遇“哦”、“嗯”、“啊”的單音節回應，恐怕不僅達不到公開號碼應有的效果，反而可能産生負面效應。

　　每一起勞動關係糾紛背後，都有複雜的矛盾。面對職工訴求，工會幹部既要有解決問題的技巧，也要有認真負責的態度，絕不是接聽一個電話就能搞定的。説到底，公開電話體現積極、主動的姿態，但要更好地發揮工會作用、履行工會職責，還需要更多有效的創新舉措。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勞動關係也變得更為複雜。以農民工為例，截至去年9月，工會中農民工會員有9286萬人，但相對2.5億農民工，比例仍不過半。從跳樓討薪到開胸驗肺，折射出這一群體的勞動權益保護亟待加強。再比如，近年來勞務派遣明顯增多，但勞務派遣超出適用範圍，派遣工合法權益易受損害，問題甚至蔓延到一些大型國企。這些都是工會工作面臨的新課題，只有不斷創新工作思路與方法，才能有效應對。

　　要超越“接線員”的定位，工會本身的制度建設，同樣需要加強和改進。廣州市總工會曾做過一項調查，八成工會主席屬“兼職”，且多為黨委、紀檢、行政幹部。在很多企業，工會幹部的飯碗是企業給的，這讓工會工作難免受到掣肘。據報道，上海一外企員工甚至因組建工會而被解聘。如何在組織設計與人事安排上，讓工會走出與企業的依附關係？如何在現有條件下，進一步完善工會職能與工作方式？這呼喚著工會制度更科學的路徑選擇。

　　無論是“通鋼事件”、“富士康悲劇”還是出租車司機停運，如果有工會的積極參與、主動作為，可能會呈現不同的走向。作為“黨聯絡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工會組織需要不斷變革、創新，才能適應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而公開手機號，或許正可成為一個好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