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界代表、委員與銀行界代表、委員圍繞銀行利潤與利息高低的爭論，同屬全國政協常委的原電監會主席柴松岳和原新華社社長田聰明圍繞預算外資金問題的爭論，以及稅收問題的爭論。

　　本次全國“兩會”，爭論成了一個頗具特色的現象。尤其是爭論發生在曾經的部級高幹身上，就顯得更加珍貴。也許正是因為這些爭論的出現，也許正是代表、委員們開始變得“婆婆媽媽”、越來越多地關心具體問題，也讓公眾感到，“兩會”越來越務實了，充分調動也越來越務實了。

　　眾所週知，每年的全國“兩會”，不僅是總結上年度工作、部署下年度任務的重要會議，也是反映民意、聽取民眾訴求的重要平臺。許多群眾關心的重大問題、重要問題，在每年的“兩會”上都能得到充分的反映。但是，由於種種因素的影響，“兩會”對代表、委員反映的問題，更多的是分解到相關職能部門和地區，而很少圍繞具體問題展開討論，尤其是部級以上高官的討論。所謂的討論，大多也是説些好話，講些大話，回答一些不疼平癢的問題。

　　相比于全國“兩會”，一些地方的“兩會”，氣氛似乎要民主、熱烈得多，特別是廣東省的“兩會”，近幾年來，幾乎沒有一屆代表、委員不會為了一些具體問題爭得面紅耳赤，不會把相關政府職能部門的負責人問得幾乎要當場難堪。如地鐵問題、預算問題、三公經費問題等。雖然方式略顯“粗暴”，但效果卻十分明顯，一些地方的“兩會”，正在成為真正的民意反映和蒐集平臺，問題和矛盾化解通道。

　　應當説，無論是地方“兩會”還是全國“兩會”，爭論逐步多起來，特別是面對面的“交鋒”開始出現，對公眾來説，實在是一件大好事、大喜事。就拿預算外資金的爭論來看，曾經擔任過浙江省長的柴松岳委員，就認為應當保留預算外資金，理由是，政府要辦的事太多，需要手中掌握一定的“機動財力”。而田聰明委員則認為，納入預算照樣可以辦事。雖然觀點完全相反，但目標卻是一致的，那就是管好用好財政資金。

　　更重要的，從這些爭論中，我們還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處於不同崗位、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人，對待同一個問題的態度卻是千差萬別的。如果不是因為爭論，就很難發現問題的根源。這也提醒我們，要想解決某些問題，就必須首先了解不同人群、尤其是掌握著一定權力人群的想法和動機，從而採取更加有針對必珠辦法和措施。就象預算外資金納入預算管理一樣，曾經的政府主要負責人對此都持否定態度，又如何能夠投入實際運行呢？

　　而事實上，如果“兩會”能夠經常圍繞一些具體的問題展開爭論，並在爭論中形成相對一致的看法和意見，即便有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見，也可以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解決。那麼，很多矛盾的化解和問題的解決就變得相對容易。反之，則會越來越難、越來越不容易化解。

　　所以，爭論讓“兩會”變得越來越務實，而要讓“兩會”變得更加務實，就應當積極鼓勵多一些類似于預算外資金管理問題這樣的爭論，並讓更多具有決策權、管理權的代表和委員加入到爭論的隊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