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郎鹹平楊瑞輝著

　　東方出版社

　　中國的亞當斯密：司馬遷

　　學者們一直將“看不見的手”這個隱喻追根溯源到了莎士比亞的戲劇《麥克白》（Macbeth）。但是我們很好奇地想知道亞當斯密是如何得出經濟和社會可以自我調控而不需要政府干預這樣一個觀點的？我們的答案可能令所有的讀者感到震驚──這個觀點可能來自於中國：

　　“看不見的手”的隱喻竟然也來自中國，而且首先提出這個觀念的中國人並不是什麼不知名的小人物，而是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87年）。他的偉大作品《史記》至今仍被所有中國人所熟知。這部著作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也許僅次於孔子的《論語》。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説道：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經濟學思想經過兩個世紀的薪火相傳，大多數人都會直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就是指價格機制。然而，這是毫無根據的。

　　如果我們仔細閱讀《國富論》中有關“看不見的手”的段落，我們就會發現亞當斯密對價格機制的資源配置作用並未提及，而且該段的上下章節也沒對此進行論述。“看不見的手”僅僅是亞當斯密對一個經濟學原理的隱喻，這個原理認為個人的自利行為會産生好的社會效益。而把“看不見的手”扯上價格機制是後來的經濟學家們所創造出來的──包括奧地利學派、瓦爾拉斯、帕累托。

　　司馬遷對個人的自利行為可産生好的社會效益也用了一個隱喻，即“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但是，他比亞當斯密更早提出價格機制産生了這種效應(“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因此，在公元前的第一個世紀，司馬遷就已經提出了比亞當斯密還深入的觀點。

　　亞當斯密和司馬遷是兩個不同國家且不同時代的偉大學者，他們似乎只是在理論方面有些類似性，他們從相同的哲學基礎出發，也就是將“不干預”的中國式自然秩序的觀念應用到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中，並得出了相似的結論，也就是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應該有限度，個人的自利行為可産生好的社會效益。但是我們一再強調歷史就是這麼有趣，他們兩位大學者在不同的時空竟然有著直接的思想傳承。

　　而這種傳承有可能是通過法國經濟學家杜爾哥和兩個去巴黎訪問的傳教士完成的，因為在他們訪問巴黎之後，亞當斯密剛好訪問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