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2009年的徵求意見稿相比，正式發佈的條例刪除了當初問責違法警察條款，也取消了拘留機關12小時內通知被拘留人親屬的時間限制，而這兩點恰是保障社會有效監督執法、及時維護被拘留人權利的要害。

　　早在兩年前就曾公開徵求意見的《拘留所條例》，近日由國務院第192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並將於4月1日起施行。與1990年公安部《治安拘留所管理辦法(試行)》相比，新條例在效力等級、適用範圍、被拘留人權益保護等方面，都有明顯的進步。

　　從立法價值上分析，拘留所條例的重心應是在均衡執法權力與公民私權的基礎上，側重於保護被拘留人的合法權益。因為公民在被拘留後，人身自由被限制在特定場所，其權利更容易受到傷害，這些人的人權就成為法治保護的重點。正是出於此，公眾才更關心條例是否為被拘留人提供充分而可行的權利保障。

　　由於涉及到執法權力與私權的安置，如何防止執法主體從本部門利益出發影響立法導向，向來都是行政立法的關鍵。拘留所條例從當初的部門規章上升為行政法規，法律位階的提升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擺脫部門立法的窠臼，但是這並不能有效防範部門利益的羈絆。

　　在內容上，條例雖然規定了拘留所不得強迫被拘留人從事生産勞動，不得侮辱、體罰、虐待被拘留人或者指使、縱容他人侮辱、體罰、虐待被拘留人等，但如果僅僅停留在針對公權力“不得”的宣示層面，而不能為違法執法設定具體的問責機制，不能為被拘留人提供暢通的權利救濟渠道，這樣的立法便很可能變成徒有其表的擺設。

　　讓人擔心的是，與2009年的徵求意見稿相比，正式發佈的條例刪除了當初問責違法警察條款，也取消了拘留機關12小時內通知被拘留人親屬的時間限制，而這兩點恰是保障社會有效監督執法、及時維護被拘留人權利的要害。從這些變動中，我們不難察覺到部門立法的痕跡。

　　一項事關執法效益的行政立法，難免需要體現部門利益，關鍵是立法主體要以公眾看得見的正當手段予以體現，這種手段就是不同利益主體之間展開公開化的博弈，只有建立在充分的意見博弈與商討基礎上，才能在妥協中達成權力與權利均衡配置的正當性結果。

　　條例當初即由公安部組織起草，其間雖然經過了公開徵求意見，但是最終審議究竟採納了哪些意見，哪些意見又緣何未被採納，執法部門又提出了哪些意見等等，都未得到公開説明，立法者的決定邏輯並未完全展現出利益博弈的軌跡。如果不能將立法程序確立在公開化的博弈基礎上，就很難抵制部門利益的私下游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