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爭議不決的癥結在於，事件背後是整個脈絡上的契約精神集體缺席。

　　隸屬於青海體工一大隊的教練員汪成榮正陷入“獎金門”之中，被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2005年，他被中國殘奧管理中心聘為教練。三年後，他帶領兩名弟子在北京殘奧會上斬獲3金1銀。因此，中殘聯獎勵其獎金149.91萬元。青海體工一大隊要求對這筆獎金重新分配，遭拒後給予汪成榮停職處理。（3月1日《新京報》）

　　事情並不複雜。青海體工一大隊認為汪成榮是組織派出去的，並非個人行為，獎金理應交由組織統一分配。汪成榮則認為，成績是自己取得的，獎金是中殘聯獎勵給他個人的錢，與他人無涉。

　　問題爭議不決的癥結在於，事件背後是整個脈絡上的契約精神集體缺席。

　　從報道來看，汪成榮被中國殘奧管理中心聘為教練的這個過程中，涉及的三方（中國殘奧管理中心、青海體工一大隊以及汪成榮）未形成具有約束效力的契約。汪成榮被借調的性質並未被厘清，個人行為，還是集體行為存在疑問。

　　此外，汪成榮透露在獎金分配方面，他與原單位不存在任何協議。而青海體工一大隊黨委對汪成榮的停職也缺乏契約上的有力支撐。一系列契約精神的缺席，導致了“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這一混亂局面的出現。

　　在過去若干年的語境中，個人絕對服從於集體。這是一條通行準則。而競技體系中推崇的金牌導向，讓規則更加牢靠。每一塊金牌均是舉全國之力的産物，論功行賞時利益鏈條上的每個環節都要分一杯羹。個人的功績處於一個相對弱化的地位之上。

　　基於這樣的理論支撐，青海體工一大隊隊長楊海寧才會説出這樣的話，“你以為這是一個人的事？多少人為你服務呢？原單位不派你出去，派個阿貓阿狗出去也一樣的。”

　　從根源上看，諸如此類的規則早佔據了道德的制高點，讓契約精神無處容身。只有以契約精神來重塑整個競技體系，才會杜絕汪成榮“獎金門”事件的重演。

　　當下尚需對競技體系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徹底摒棄“唯金牌”論。將奪金的機會交給個人，將增強國民體質的大事交給國家財政。這才是體育健康發展的根本方向。（轉自新京報，版權所有，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