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吉林大學白求恩第一醫院的幹部奢華病房被曝光後,該醫院被推上風口浪尖。然而,豪華病房非吉林獨有,江蘇、北京、河南、武漢、山東等地的公立醫院的豪華幹部病房早已存在。北大醫改課題組組長顧昕教授直言,幹部用比較低的費用,獲得最好的醫療服務,這就是一種權力變現(2月19日《重慶晨報》)。

　　一邊是老百姓的看病難、看病貴尚未有效解決；一邊是高級幹部們無償或低成本地享用高端醫療服務,這種極端不公平的醫療供給現狀,實在刺激公眾的神經,挑戰公眾的容忍底線。要知道,幹部奢華病房侵佔和挪用了公共資源,造成醫療資源的極大浪費；同時,助長了特權和腐敗,有違社會公平正義。

　　毋庸諱言,“人民公僕”在除了工作性質之外的生活領域,都應與普通百姓一樣,不應存在特權。而拿著納稅人供給俸祿的公僕們,在很多待遇方面都高於普通群眾。如果過度使用和擠佔醫療資源,這其實也可以説是一種腐敗。

　　2005年中科院的一項調查顯示,在我國財政投入的醫療費中,80%是為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佔據幹部病房等,僅此一年開支就達數百億元。

　　在我國醫療資源並不富有的情況下,一些公立醫院無視百姓疾苦,只求利益和領導歡心設置豪華幹部病房,或者違反相關規定超標、超規格開展特需服務,顯然會加重看病難和看病貴。這些不公正的狀況,顯然違背了公共制度必須體現公平正義的基本倫理精神。

　　而就目前來看,醫療改革仍沒有完全觸動公權力的利益,因此,筆者認為,作為公共政策的醫療改革,必須打破附著在醫改上的身份區分,公務員、領導幹部的醫療待遇應該向所有百姓看齊,從而實現醫衛資源的公平設置。某種意義上説,醫改新政要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也取決於公權力有沒有“揮刀自伐”的勇氣。比如,取消所有公立醫院的豪華病房、幹部病房。

　　新疆 鷹遠 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