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管理層提出了一些很有前瞻性的新思路，比如關於督促上市公司做好分紅決策的要求，但被誤讀為證監會要求上市公司“強制分紅”，一些財經評論員和股評家也跟著起鬨。這倒也罷了，節前史玉柱也提出建議“年利潤50%用於分紅的藍籌股，才有融資資格”。

　　史先生身份特殊，近期大舉投資民生銀行（600016）股權，所以他並不是一名客觀中立的裁判員，而是博弈場上的一名選手。

　　其實上市公司分不分紅，從來就不是道德問題，而是經營決策和利益分配問題。不分紅的公司，未必一律要坑害小股東利益；大比例分紅的公司，也未必是真的一心為小股東利益著想。史玉柱先生大比例投資的銀行股，苦於股價一時漲不上去，或即便漲上去了，為了長遠的控股利益，也不可能驟然賣出大量股權套現。所以他作為大股東代表，當然是要敦促多分現金紅利了。類似的，歷史上大比例分紅的公司，十有八九是大股東暫時客觀上無法賣出股份，所以要求公司多派紅利，早點收回一部分投資。

　　試想大股東如果是和諸位小股民一樣，以30倍市盈率在一級市場買的股票，甚至是以50倍以上的市盈率在二級市場買的股票，他們還會鼓吹大比例現金分紅嗎？同樣的，在牛市裏，小股東以市盈率50倍、甚至100倍買的股票，如果大股東拼命現金分紅，小股東準備誇他們還是罵他們呢？

　　買股票合算不合算，有沒有投資價值，根本問題在於：一是買入成本是否低；二是股票背後的上市公司是否在主營業務成長良好的同時，在內控機制上規範運作，不惡意轉移利潤、轉移資産。至於分不分現金紅利，只是一個表面問題。因為股市表現不好，就逼上市公司多分紅，這好比逼一個消化不良的瘦子拼命吃肥肉，卻不給他治療腸胃疾病。

　　過去十餘年來，大多數在股市裏虧錢的人，並不是因為紅利分的少而虧損，而主要是在不合理的高價買了股票。不合理的高價，和市場輿論導向單一、信息披露不及時透明、財報編制和審計不嚴謹，以及違規違法行為懲戒不足、基金證券等代客理財機構的不理性等有關。如果高舉“強制分紅”的大旗去規範股市，卻忽略了對上述更核心問題的治療，那“強制分紅”就成了障眼法。對那些一開始就惡意在股市圈錢、以超高估值發行股票的公司，如果只要求他們大比例分紅就放棄其它監管，那他們會很高興的。

　　監管者應該做的是落實公平遊戲規則，保證信息披露公開透明，執法公正。尤其是在市場輿論方面，要鼓勵多種市場聲音，甭管唱多還是唱空，前提是有理有據。只要信息對稱，市場輿論自由公開，那分不分紅讓股東大會自己去表決即可。

　　當然，小股東可能在表決時處於弱勢地位，但其他有表決權的大股東會和小股東利益捆綁在一起，履行代言職責。反之，如果大股東和小股東利益不一致，在分紅之類問題上老是不代表小股東利益進行投票，那小股東就會用腳投票，股價就會下跌，股票的流動性就會變差。但這些純屬市場行為，只要大股東之前沒有承諾大比例分紅，也不能説大股東做錯了什麼。

　　近期部分媒體已將“強制分紅”改為“完善分紅決策機制”之類更接近監管部門本意的措辭，這種自我糾正是令人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