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寄予厚望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在一片期待聲中啟幕,又在令市場略感意外中收尾。儘管文件中沒有出現關注度甚高的“利率市場化”、“金融國資委”等字眼，但仔細揣摩會發現，這些中國金融改革下一步最難繞過的挑戰，又都隱現于所公佈的諸項措施之中。

　　一些專家認為，考慮到本次會議承上啟下的背景，會議力圖更具包容性，為未來決策預留足夠空間，因而在“兩端”著墨較多：一端是早已形成的共識及已在推進的工作，如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等；另一端則是提綱挈領的原則。

　　會議提出了“五項堅持”和“八大部署”，突出強調“金融要大力支持和服務於實體經濟”；要“放寬準入，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金融改革仍是貫穿今後金融工作的主線。

　　金融回歸本質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是第一次出現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中，且對象直指“三農”和中小企業。

　　建設銀行高級研究員趙慶明認為，會議強化這一點基於兩個方面，一是對這次全球經濟危機經驗教訓的總結；同時也是重申金融的本質，“金融服務實體”將成為未來中國金融改革和發展的基本原則。

　　會議之後，一行三會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這一核心主題即刻做出反應。在1月7日-8日的央行工作會議上，央行行長周小川雖然依舊將實施穩健貨幣政策放在首位，但特別提出要按照總量適度、審慎靈活、定向支持的要求調節好貨幣信貸供給，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同時在1月7日舉行的銀監會監管工作會議上，銀監會主席尚福林也指出，2012年國內銀行業要前瞻預判風險，堅守風險底線，同時要改進金融服務，引導更多信貸資金投向“三農”，確保小微企業和“三農”金融服務繼續實現“兩個不低於”目標。

　　建行黨委書記王洪章在會後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表示，加大對小微企業的支持是建行服務實體經濟的一大著力點，這不僅是服務實體經濟的需要，也是建行自身戰略轉型的必然。

　　一位銀行人士告訴記者，隨著“金融脫媒”時代的到來，未來銀行的貸款重點將從過去的大中型企業逐漸轉向中小型、小微型企業。銀行對大中型企業更多的是提供一攬子的、以投行業務為主的服務。所以，這不僅是建行，也是整個中國銀行業戰略轉型所不可避免的大趨勢。

　　“目前小微企業的生存依然比較困難。”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對本刊記者説，“儘管高層各部門很重視，最近是增加了一點兒（貸款），但是假如一個人渴了多年，你現在給點兒水，如果後面接續不上，可能嗓子還是在冒煙。”

　　同時，“融資貴”問題也第一次見諸官方文件。人民銀行溫州分行曾經公佈，中小企業在民間借貸市場上融資成本已經上升到24%，這個壓力目前繼續存在。

　　“要解決這一問題，勢必要降低準入門檻、鼓勵市場競爭，這又需要監管機構打破部門利益。”張文魁告訴記者，中國傳統的金融體系是一個喬木（大企業）澆灌體系，但是現在的實體經濟是灌木（中小企業）為主、灌喬混生的狀態。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為實體經濟服務就只能是一個口號。

　　到底如何破解“融資貴”，或許可從“五個堅持”中得到解答，其中之一的“堅持市場配置金融資源的改革導向”，意指通過利率市場化來加以解決。

　　鋪墊利率市場化

　　負利率的影響、民間高利貸氾濫，以及中小企業借款難等問題疊加，導致去年市場對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呼聲漸高，利率管製成為民間金融亂象的原因之一。連銀行業自己也表示，高得“不好意思”説的利潤中，絕大部分來自存貸利差。

　　分析16家上市銀行2011年前三季度業績，工、農、中、建、交五大行凈息差收入佔總營收的比例近76%，股份制商業銀行凈息差收入佔總營收比例則超過90%。

　　民生銀行行長洪崎在去年12月初的一個論壇上説，整個銀行業這些年數字確實非常亮麗，尤其像今年，整個企業的資金需求、經營壓力很大，中國銀行業一枝獨秀、利潤很高，不良率很低，大家有一點為富不仁的感覺，企業利潤那麼低，銀行利潤那麼高，所以我們有時候利潤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佈。

　　事後有接近民生銀行的人士表示，洪崎是想表達實體經濟是銀行的基礎，一旦整體經濟系統性地出現風險，銀行想獨善其身也是不可能的。

　　利率市場化是一個老話題，無論“十一五”規劃還是“十二五”規劃、甚至在第三屆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部署之中，都明確提出“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

　　“利率市場化的推出還是比較難的。”趙慶明告訴記者，有兩個必要前提：一是存款保險制度，另一個是增加市場競爭。

　　與利率市場化配套的存款保險制度已列入“十二五”規劃，本次金融工作會議雖未見明確提及，但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表示，這一政策出臺隱含在“保護消費者權利”的表述背後，如果要推出利率市場化的話，那麼就會有銀行破産的可能性，這就涉及到保護百姓財産。

　　隨後的央行工作會議上，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央行會進一步做好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準備工作。該制度相當於設立一個存款保險機構，由各銀行按存款比例繳納保險，當銀行發生經營危機或面臨破産倒閉時，存款保險機構向其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從而保護存款人利益。

　　近期有媒體報道説，存款保險制度有望推出，且將來在中小銀行先行試點。本刊記者從相關銀行人士處知悉，目前銀行還未收到相關政策文件。

　　趙慶明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提出，存款保險制度先在小型銀行試行的方法似乎沒有必要，實行存款保險制度就是為利率市場化創造條件，交存款保險的銀行成本高，不交的就低，這將導致未來利率競爭的不公平。

　　作為利率市場化必須具備的另一個重要條件，即“增加市場競爭”，在本次會議上亦被重點提及，也被視為此次會議的一大亮點。

　　溫家寶總理在“八大部署”中以超出以往諸多文件綱領的姿態明確提及：“推進金融機構股權多元化，切實打破壟斷，放寬準入，鼓勵、引導和規範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參與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改制和增資擴股。” 重申防範風險

　　會議亦涉及金融宏觀調控體系建設，最近兩年才提出來的“宏觀審慎調控”概念被再次強化。中國政府網站援引總理溫家寶的講話説，艱難的國際形勢使中國解決自身金融體系問題的需要更加緊迫。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認為，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金融業的國際地位有了戰略性的上升。但同時也應清醒地看到，系統性金融風險將是未來5至10年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必須長期把嚴防系統性金融風險作為未來經濟工作的底線。

　　趙慶明認為，八大部署中，銀行要“切實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建立全面審慎的風險監管體系”，體現出以巴塞爾協議III為主的對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以及逆週期監管政策。

　　在控制風險的同時，五個堅持還特別提出要“堅持創新與監管相協調的發展理念”，既支持金融組織創新、産品和服務模式創新，也同時要防止以規避監管為目的和脫離經濟發展需要的“創新”。

　　前述參會人士告訴記者，中國的銀行業正面臨轉型期，要通過金融創新去化解掉轉型風險；同時通過監管隨時密切關注潛在的風險：一方面需防範歐債危機産生的外部風險，另一方面也要防範地方融資平臺、民間借貸、房地産等內部風險。

　　“市政債實際上已在試點，過去幾個月已經發了4個地方債券，估計今年直接發債的地方政府會明顯增多。”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告訴記者，今後幾年這一機制將成為解決地方融資平臺問題的主要途徑。發債以後，其中一部分錢拿來為地方融資平臺做再融資，可以清還原來欠銀行的錢，這樣就可以緩解對銀行不良資産的壓力。

　　同時地方政府出售部分國有資産也是解決方法之一。據馬駿測算，地方政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大約有3萬億元人民幣，還持有非上市國有企業的資産差不多也是3萬億元，總計6萬億元的資産規模，假設今後幾年出售10%的話可以融資6000億元的資金，可用解決融資平臺的問題。

　　突破口待解

　　對新一輪改革成效，業內人士預期審慎。多數人士認為，會議確定了未來金融改革的大方向，但具體措施還有待進一步研究細化。而匯率市場化和資本項目開放等改革，也需要一個比較平穩的國際環境。

　　就目前而言，金融機構向民間資本開放將成為可能的改革突破口。

　　“從先行國家的經驗來看，利率市場化的過程，必然是伴隨著新的金融組織、新的金融産品和新的金融服務模式出現的過程。在中國，當然也是民間資本進入的過程。”魯政委分析説。

　　趙慶明表示，全國工商聯一再呼籲放開門檻，民間資本的熱情也異常高漲。因為門檻高，例如小貸公司有指標限制，村鎮銀行必須以一家中型以上銀行作為發起人和大股東，使得民間資本缺乏主導權和話語權，索性放棄入股。 “目前的市場參與者已經達成一個供求同盟，需要鯰魚激活市場，市場才能競爭起來，因此要降低金融市場準入門檻。” 趙慶明預測，後面會陸續出臺一些更具體的措施。

　　對於外界一直關注的監管協調問題，即一行三會上層協調機制問題。上述參會人士告訴記者，作為此前的熱議話題之一，對“金融國資委”的設想“因牽扯到各方部門利益的協調”尚未形成共識。

　　“國際金融危機之後，我們勢必要考慮一行三會的統籌協調問題，不見得是金融國資委，但可以考慮成立一個金融系統性風險管理委員會。”魯政委説，歐洲的金融監管在金融危機後變成矩陣式，因為很難要求總管部門既懂銀行又懂保險，下面可以是縱向的條線，上面卻要交叉監管。前述銀行人士也提到，銀行業轉型將是一個歷時很長的過程，尤其是監管挑戰。

　　另一個未解之題是有關外儲投資改革。八大部署中原則性地提到，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穩妥有序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提高外匯儲備經營管理水平；深化內地與港澳臺金融合作，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而沒有提出未來在外儲投資方面是否可能進行改革。

　　在此之前，監管部門對於外儲管理問題爭論較多，從兩年前就開始討論的中投公司注資問題，到是否該剝離旗下匯金公司在國有銀行中的投資股權等問題，都有過爭論。當下，外匯儲備超3萬億元的規模，使其管理問題顯得尤為迫切。

　　會議對一些熱點話題沒有做明確提示也在意料之中。趙慶明認為，與前三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相比，當下的中國金融改革已到了一個深水區，涉及的部門眾多，不單純是金融部門，還包括其他部委甚至地方政府等，而且涉及到利益和權力調整。

　　協調“一行三會”

　　文/陳道富

　　加強“一行三會”的協調性，對於金融業服務經濟大局，防範自身系統性風險都至為關鍵，因而需根據所協調問題性質，採取不同的方法解決。

　　首先要加強“一行三會”的政策和信息協調。貨幣運行受多個因素影響，在金融結構及監管政策變動頻繁時期，受到的影響就更為明顯。央行的貨幣調控，需擁有必要的手段了解並影響商業銀行的行為。當前，央行的逆週期管理，與監管部門特別是銀監會的宏觀審慎管理，都需放在統一框架中統籌考慮。

　　去年我國通過央行的貨幣調控、監管部門的監管措施、特定行業的風險管理，抑制了鉅額存量貨幣對實體經濟的可能衝擊。為此，央行採取了更加廣泛的社會融資總量調控。2012年的貨幣調控更注重“定向支持”，如果缺乏監管、財政和産業政策的支持，僅僅依靠貨幣政策工具，很容易演變為總量的寬鬆。因此，更需要加強央行和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央行在通過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投放歷史上凍結的基礎貨幣時，同樣會受到存貸比等監管政策的影響，也需要統籌考慮才能達到政策的設計效果。

　　總之，貨幣和監管共同影響著現實貨幣的運行狀態，兩者既要有一定的獨立性，更要統籌考慮。為此，我國應進一步加強央行與三個監管部門在政策、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協調。可考慮由相對獨立於“一行三會”的機構或委員會，執行宏觀週期判斷以及宏觀系統性風險的監測和評估。

　　其次是從三個方面加強監管部門之間的政策協調。隨著各類金融機構的業務融合，各類金融控股公司不斷涌現，以分業為基礎的監管體系有些捉襟見肘。為此，有必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加強制度協調：一是應儘快明確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原則和監管方法，建立必要的防火墻和適當的監管措施，避免政府提供的安全網被濫用，尤其是銀行的信用和客戶關係的被濫用和不公平競爭；二是建立對金融創新（包括産品、機構和市場）的協調機制，主要是各類資産管理的創新；三是建立危機處理預案，在日常工作層面，可設立一個辦公室專門處理和監督跨部門的公文處理，應嚴格時限要求。

　　再是明確監管職能，推動債券市場的統一。債券市場的“多頭管理、市場分割”問題，已嚴重影響了市場的發展與效率，這是歷史形成的。因此，債券市場的管理，不能僅僅從監管協調（涉及央行、證監會和發改委）層面來處理，而需明確監管職能，從推動市場統一角度來根本化解。可考慮在協調研究中國債券長期發展原則的基礎上，將債券市場的管理職責統一歸屬於管理證券的中國證監會。

　　最後是推動以功能、事後為主的監管模式。監管不協調，除導致監管真空和重復監管，還導致了一些不合理的部門保護，形成市場分割。這種監管不協調，更多地反映的是以機構、事前為主的監管模式存在的缺陷。

　　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出路，應由機構、事前監管轉向功能、事後監管。但純粹的功能性監管，又會導致多頭領導，增加微觀企業成本，並且可能出現政策衝突。為此，有必要在多個監管部門之間先有一個政策協調匯總機制，將功能性監管匯總、轉換成對機構的管理後，再進行對口管理。

　　對於實際執行金融功能的“影子”機構，需要根據“功能重於形式”的原則，在有關監管部門備案。當這些機構的業務規模或市場影響力達到一定程度後，應強制將其轉換為傳統金融機構，接受正規的金融監管。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