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稱成都“職業打假第一人”的黃某及其“雇傭軍”，以舉報電視臺播發虛假廣告為由，跨越多省，向309家電視臺索要241萬餘元。日前，黃某被重慶市萬州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犯敲詐勒索罪，判處特有期徒刑7年。（1月6日《華商報》）這一判決，為沸沸颺颺爭議頗大的一場訴訟，畫上了一個休止的句號。但其中許多值得思索的事情，並不會因為法槌的敲響而終止。

　　首先是職業打假人的自律問題。我們知道，職業打假在我國已經有十多年的歷史。從打假人最初單打獨鬥孤軍奮戰，到現在合縱連橫成立公司，職業打假早已形成了可觀的規模。而在這一過程中，職業打假也由最初交口一致的讚譽，到現在毀譽參半，既被稱為英雄，也被罵作刁民。

　　不能否認職業打假的積極作用。以上海靜安區法院的統計為例，前年該院受理的99件消費者維權案件中，有近九成是職業打假。可見職業打假在維權中的比重何其之大。但是有人認為，職業打假屬於知假買假，主觀上並沒有受到欺詐，本質上卻是營利行為。如果保護這種利益，不符合消法的立法目的。但是，沒有法律條文認定職業打假就是非法職業，就像倒賣軍火賣淫販毒那樣。既如此，它就是一個合法的行當，何況它還有巨大的凈化作用。既然是一種養家糊口的“職業”，就不同於“自願者”，只有付出沒有（經濟）回報。但是，真理越出一步就是謬誤，打假也是一樣，本來是正義行為，可如果行為偏激，或者借機敲詐勒索，就成了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了。這就是自律的問題。

　　其次，打假中的敲詐勒索，固然應當受到唾棄，甚或法律制裁，但其存在的土壤，也就是敲詐勒索每每得手的原因，也應當堅決取締。就像從2008年6月至2010年8月，黃某等以舉報方式，向河南、四川、江西、安徽、湖北、貴州、雲南、江蘇、福建及重慶等省市309家電視臺索取241.29萬元，涉案300多起；而且對全國1000多家電視臺用過類似手法，那麼試想，如果不是這些電視臺播放的醫療類廣告存在誇大療效等違法行為，他又何以會勒索成功？足見這些電視臺，作為文化傳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陣地，也在從事違規宣傳，以致將把柄留給人家，一旦人家舉報，就折錢消災。顯而易見，這就不是“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的應有的做法。從這點上看，這些單位為了贏利，置消費者權益於不顧，甚至就把消費者就當做欺騙的目標，並不比敲詐勒索有絲毫高尚的地方，不過是“文明”的敲詐勒索而已。

　　黃某入刑，雖然是一起個案，然背後有著一個群體的集體焦慮，職業打假人勢必關注自己生存的環境。但願這起判例，能為職業打假厘清是非的邊界，讓他們在法律的框架內大有作為，避免陷入私欲的泥淖。最終以民間正義之師，成為政府職能打假部門的友軍，共同凈化市場環境，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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