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樁敲詐勒索案被貼上職業打假的身份標簽時，值得反思的就不只限于被告人一己之哀樂。該案引發的帶有普遍性的反思至少有二：職業打假人索賠緣何屢試不爽？遊走在法律邊緣的職業打假人何去何從？

　　備受關注的成都職業打假人涉嫌敲詐勒索一案近日一審宣判，黃某及他的“雇傭軍”因跨省向300多家電視臺索要241萬餘元，被法院一審判決犯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

　　從法院認定的事實看，黃某名為“為正義打假”，實為非法斂財。在他多年舉報電視臺播發虛假廣告的實踐中，甚至還總結出了一套所謂的“索賠模式”，從蒐集證據到違法認定，從實名舉報到以消費者名義索賠，在近乎合法正當的名目下，讓那些違法電視臺就範。這種握著別人的“把柄”相要挾的打假，無疑偏離了正義的歸途。

　　當一樁敲詐勒索案被貼上職業打假的身份標簽時，值得反思的就不只限于被告人一己之哀樂。一審判決或許並非定論，不過無論最終結果如何，該案引發的帶有普遍性的反思至少有二：

　　其一，職業打假人索賠緣何屢試不爽？任何一種犯罪都有客觀的環境原因，黃某之所以一步步發展成擁有11名員工的“雇傭軍”，不可或缺的原因是違法現象的普遍存在。他自稱從1996年開始索賠收入達到2000多萬元，在全國1000余家電視臺“幹過這事”，這説明我國電視臺播發虛假廣告現象之普遍，正是對大量違法行為缺乏足夠的打擊，才造就了職業打假人的“生意場”。如今，職業打假人被判刑了，那些依舊播發虛假廣告的電視臺會不會暗自高興呢？那些執法部門又該作何感想？

　　其二，遊走在法律邊緣的職業打假人何去何從？由於市場秩序的不嚴整，使打假成為職業，這原本就是一種令人不安的社會現象。對許多職業打假人來説，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即便當初是為了正義而較真，時間久了也容易在金錢利益的引誘下走向違法犯罪的深淵。本案中，被告人並非明目張膽地進行敲詐勒索，而是口銜律法，以“消費者有權要求索賠”為其張目。

　　雖然在法無明文禁止的規則體系中，職業打假人只要不採取非法的手段，通過正當的打假行為獲取合法利益無可厚非，但是，對於那些將打假作為職業的人而言，要兼顧正義與利益，合法與違法、罪與非罪的界限遠不是那麼清晰。長久遊弋在法律的邊緣，何以解憂？唯有執法利劍出鞘肅清市場秩序，才能挽職業打假人于危險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