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週末，75歲的宋迪泉同往常一樣在自家的院壩裏給孩子們上起了輔導課。不同的是，今天有幾家企業慕名到來為他的學生送上了嶄新的書包和課桌椅，宋老師激動地連聲説“好！好！”

發揮餘熱自辦學堂

1955年，中學畢業的宋迪泉從四川省邛崍市夾關鎮遷到高何鎮安家。在那個講究“成分”的年代，地主家庭出身的他被分配到大山裏當起了小學教員。

當時，和宋迪泉一道去教書的還有另外7人，“可他們都沒經受住考驗，有的轉了行，有的早早就去世了”。只有宋迪泉在此堅持了下來，而這一幹就是42年。

1997年，享有“高級教師”職稱的宋迪泉正式退了休，加入了當地的書畫協會。“我沒有其他愛好，不沾煙酒，也不好打牌，但我就是閒不住，總想做些事情來發揮餘熱。”

在創作之餘，宋迪泉開始走街串巷到各家去指導孩子們的功課，常常整日耗在學生家中。逐漸地，請他幫忙補習的家長越來越多，而這時他又患上了坐骨神經痛，腿腳不大靈活。2009年，宋迪泉決定把需要輔導的孩子集中起來，在自家的院壩裏辦起了學堂。

靠墻斜放著兩塊黑板，露天擺著十來張課桌，這便是宋老師的教室。遇到陰雨天，宋迪泉把這些桌子全部挪到門廊裏，因為有屋檐，勉強可以遮風擋雨。

“老百姓真的很需要他。”高何鎮社會事務辦公室主任顧順良説，“我們鎮適齡學童的數量很大，但這兒沒有工業，青壯年紛紛外出打工，很多家庭只剩下老人和兒童，孩子們課餘時間的看管和教育都成了問題。”

現在“院壩學堂”補課的學生有30多人。因為人多週轉不開，宋老師只好把時間錯開，週六、日的上午，他給二年級學生上課；午飯過後，又接著上一年級。宋迪泉教的課程主要是語文和算術，“每個禮拜我都會跟孩子們的任課老師溝通，看看他們都新學了些啥，哪些地方還很薄弱，我的任務主要是幫他們查漏補缺”。

寒暑假的時候，宋老師還會開設三年級班，三年級學的是英語，他便請回一個在邛崍市區唸書的中學生來給孩子們上課。

自從有了“院壩學堂”，鎮子裏低齡留守兒童的日常教育總算有了著落。可辦學畢竟需要開銷，給孩子們添置鉛筆、作業本，印刷試卷，請英語老師的花費……宋迪泉全都自己扛了下來。而離家較遠的孩子，宋老師還留下他們免費吃午飯。

最開始，他在複寫紙上給孩子們出題，後來學生越來越多，他只好改成複印，可費用也隨之增大，每準備一次測驗，宋迪泉就得花掉好幾十元。

為激勵學生們上進，宋迪泉還制定了獎勵措施，給在學校期末考試中成績優秀的孩子頒發“現金獎”，第一名10元，第二名8元，三到十名5元，進步大的還有特別獎10元；平時，他也常常給表現好的學生幾元錢以資鼓勵。

黃壩小學二年級有38名學生，其中22個都在“院壩學堂”補習，學生們都喜歡宋老師，而且都得到過他的獎勵。特別是成績優異的楊天皓，他説都記不清宋老師獎過自己多少回了。

“宋老師每月的退休金只有2352元，可每個月都要拿出至少800元來辦這個課堂。”顧順良説，“大家給他送錢送禮他都不要。今年春節，有個叫楊佩婕的學生給他送來了兩包米花糖和一封餅乾，價值不超過30元，宋老師卻硬是塞給她100塊。”

“我懂得教育”

宋迪泉年逾古稀，牙齒掉得還只剩下兩顆，可依舊挺直著腰板，神采奕奕，講話思路也很清晰。

“我的教學方法秉承了一貫做法。比如有學生請假沒來上課，課後我會去他家了解情況；如果學生有一道題不解，我也會手把手地教，直到他會了為止。”宋迪泉當了一輩子的老師，他説自己不懂英語不會電腦，但卻懂得該如何教育。

駱先鴿夫婦在鎮上開了間茶館，過去跟街坊拉家常時經常感嘆，“生意還馬馬虎虎，就是孫子太不好管”。老倆口的孫子駱宇傑正在念小學三年級，在他出生僅11個月的時候，父母便去了沿海打工，現在他們三年才回家一次。

“以前他就愛調皮搗蛋，經常被老師批評，有次還差點把同學弄傷；回家就只知道玩。我們罰也罰過，還讓他寫了保證書貼在堂屋墻上，可是完全沒有效果。”駱先鴿説，“全靠了宋老師，駱宇傑自打在他那輔導後就像換了個人，聽話了，也知道上進了，上年的期末考試就從全班的20幾名升到了第4名。”

提起駱宇傑，宋迪泉也很感慨：“學生們其實都有自尊心，既要罰也要獎。孩子成績不好，沒做對的題目我就守著他重新再做；一旦有了進步，我便會去獎勵他，讓他知道這樣的表現才是對的。”去年，駱宇傑就得到了宋老師給的10元錢進步獎，這學期他跟爺爺奶奶拍胸脯説，自己有信心去贏得更多的獎勵。

“我既教他們文化，還教他們做人的道理。”課業輔導之外，宋老師還組織學生開展故事會，講成功人物少年立志、勤奮好學和以身報國的故事。在他看來，現在的教育就是為這些孩子塑造著明天。

宋迪泉的“院壩學堂”名氣越來越大，在沙壩社區，在高何鎮，甚至在邛崍的客運班車上，幾乎無人不曉他的名字。

宋迪泉上街，沿街的群眾都熱情地向他打招呼，“宋老師你好！”“宋老師來坐會兒！”“宋老師，我孫子也説想去你那兒補補課！”

“一條褲子鬧革命”

其實，宋迪泉的家庭條件並不寬裕，在熟悉他的人眼裏，他生活非常拮據，好幾年都穿著那兩件貼身衣裳，以至於有人打趣他“一條褲子鬧革命”。

宋家住的是幾十年前的木磚房，房樑上雜亂地堆放著朽木，只有三間屋子，裏面都黑乎乎的沒什麼陳設。平時家裏不開燈，靠著破損的幾處瓦片漏出的光線維持生活照明，最像樣的傢具只有主屋裏的電視機和一台冰箱。

宋老師的老伴今年72歲，沒有收入，每天都要佝僂著身子去自家的三畝地裏做農活。老人有五個子女，各自成家居住，唯有四兒子智力殘疾，始終單身便跟著父母一起生活。

“每個月我都要給家裏1000元作開支，我們吃的菜都是自家種的，生活上已經夠用了，房子破點但還能將就著住。”宋迪泉強調自己並不缺錢，他也絲毫不計較對“院壩學堂”的投入，“我花的這點錢算得了什麼？看著一批批學生長大，我喜歡得很。”

“爸爸這輩子就愛教書，也最喜歡小孩，他想把錢都用在娃娃身上就隨他去吧，畢竟他歲數大了高興最重要，家裏人都還是很支持的。”宋迪泉的二女兒説。

不過，宋迪泉還是會顧及到家人的反應，有件事情他至今都瞞著沒講。

兩年前，念中專的高漢為籌措學費而犯難。高漢父母離異，還有個弟弟在唸書，家裏條件非常艱難。高漢的父親是宋老師的學生，得知這一消息後宋迪泉毫不猶豫就拿出3000元錢來資助他，而這些錢卻是他攢了三年的全部積蓄。

宋迪泉笑著説：“我懂‘外交’，這事不好讓家裏人知道。”

還有一個學生要讀大學，同樣家境貧困，但由於沒有像樣的房産，銀行不給貸款。宋迪泉當即把自己的工資卡往桌上一押，“我作擔保，還不上我來還！”

宋迪泉有個泛黃的小本子，裏面有幾頁密密麻麻地記錄著100多名老人的身份信息，“這是前些年我幫大家辦老年優待證時記下的”。宋迪泉説，他是退休教師，這些東西自然要比別人更清楚些，當然應該出面去幫大家辦。幾年下來，從高何鎮到百公里外的成都，來來回回他跑了數十趟，而這所有的費用也全由他一人負擔。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做些？錢花光了又怎麼辦？”宋迪泉説，“我一不圖名二不圖利，只圖一個高興。我都70好幾了，錢沒了就沒了吧，本來也沒打算要給子女留下什麼。”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宋老師和他的“院壩學堂”已經引起了社會的關注，相信以後他的辦學條件會更加寬裕。與此同時，當地政府也開始多方聯絡，積極為“學堂”和當地留守兒童爭取到更多的愛心幫扶。

談到未來，宋迪泉説自己的想法很簡單，“等這批學生長大了，我就再教下一批，下一批長大了，我又繼續再教一批……我會教到最後一口氣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