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照片拍攝于2003年5月6日，北京地壇醫院，通過照片中的儀器，發現了線索。這是透析機，地壇醫院只有ICU才有，在醫院宣傳中心有關人士的協助下，記者才找到了他們－－北京地壇醫院ICU的主任郭利民、護士張紅宇。

　　2003年春夏之際，一場來勢兇猛的傳染性疾病－－“非典”由南至北席捲中國，由於其傳播速度快、致病性強以及大量未知因素，引發了人們極強的恐懼感。突發疫情不僅對人們的健康造成了嚴重威脅，而且對經濟生活造成了巨大影響。

　　據亞洲開發銀行的統計，全球在“非典”（SARS）期間經濟總損失額達到590億美元，其中中國內地經濟的總損失額為179億美元，佔GDP的1.3％，中國香港經濟的總損失額為120億美元，佔香港GDP的7.6％。

　　在這場4個多月的抗擊“非典”的戰役中，一張張面孔、一個個名字為人們所熟悉，並長久留在了人們的心裏。鐘南山、姜素椿、朱偉平、李曉紅……這些醫務工作者日夜奮戰在抗擊“非典”的最前線，甚至有些人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當然，這樣的名字還有很多很多。

　　“非典”不僅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甚至改變了一所醫院的命運，同時改變了這個國家對待急性傳染病的政策。

　　認不清的臉

　　照片裏的郭利民和張紅宇一身上下穿著厚厚的防護服、戴著護目鏡，如果不是非常熟悉的人，完全認不出是誰。事實上，在聯絡採訪抗擊“非典”人物的過程中，記者遇到的最大的困難就是，無法辨認照片中的人物，甚至醫院的外宣部門也不能確認照片中人的身份。

　　這張照片拍攝于2003年5月6日，北京地壇醫院，通過照片中的儀器，發現了線索。這是透析機，地壇醫院只有ICU才有，在醫院宣傳中心有關人士的協助下，記者才找到了他們－－北京地壇醫院ICU的主任郭利民、護士張紅宇。

　　“這是一位SARS重症患者，我們正在準備做透析。”年屆花甲的郭利民，對於十年前的事仍然歷歷在目，照片裏的郭利民，為了看清儀器上的參數，不顧危險將護目鏡推了上去。由於護目鏡每天要用藥水清洗，所以摩擦得厲害，郭利民本來就戴著眼鏡，再隔著護目鏡，根本看不清儀器上的讀數。常年在ICU工作的郭利民，遇事非常冷靜，每天上午都有條不紊地巡查病房，觀察患者體徵指數，下午則操作透析機或呼吸機之類的設備。

　　站在郭利民旁邊的，是ICU的護士張紅宇。她的工作主要有兩個，照看病人和協助醫生。有一次，在一位醫生給病人插管時，不小心發生了痰液噴射，“我剛好站在醫生對面，管子裏的痰液直接噴到了我的臉上，當時感覺好像被子彈擊中一樣。”帶著高傳染性的病毒，就這樣和張紅宇來了個“親密接觸”。按照程序，張紅宇應該馬上撤離病房，更換防護服，但張紅宇沒有轉身就走，而是冷靜地用對講機跟其他護士説：“你們誰來替我一下，我去換衣服。”等別的護士進來了，她才去隔離間把防護服換了。

　　“當時害怕肯定是害怕，但並沒有慌，只想著要協助醫生做好工作。”張紅宇回憶説。

　　其實像郭利民、張紅宇這些醫護人員，每天接觸“非典”病人的次數都很多，也是最易感染的人群。而正是他們，用自己的危險，換來更多人的安全，用認不清的臉，換來更多的笑臉。

　　醫院險些被撤

　　郭利民和張紅宇現在工作的地壇醫院，位於北京市東北郊五環外，佔地100畝，于2004年動工2008年投入使用，總投資將近10億元，是一所以傳染病防治為主的現代化綜合醫院。

　　而在2003年“非典”來臨之前，地壇醫院正準備與佑安醫院合併，日期基本敲定在2003年5月。

　　在“非典”之前，人們普遍認為威脅公共健康的傳染病主要是慢性病，而北京市有兩家“防傳”醫院，一是地壇醫院，一是佑安醫院。佑安醫院有700多張病床，平時收病人也就三四百人，北京地壇醫院有500張病床，多時收治病人300多人，少時只有200多人。“為了不浪費資源，所以要撤。”

　　而傳染病專家們則不認同這一觀點，他們的解釋是，傳染病院的住院率，不能簡單地和普通醫院相比。傳染病院有很多特殊性，為了防止交叉感染，不是同一種病的傳染病人，不能共用一個病房。比如，得乙腦的病人，不能和得猩紅熱的病人住在一個房間。傳染病院的住院率70％，相當於普通醫院的100％。

　　最後，還是傳來了撤並的消息。

　　不料，“非典”一下子打破了原定計劃，而地壇醫院在抗擊“非典”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了傳染病防治專業的特長，不僅救治了大量患者，還贏得了世界衛生組織的稱讚。2003年4月13日，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在考察地壇醫院後説，“推廣你們的經驗，不但對北京、中國，甚至對全世界防治‘非典'，都會起到積極的作用。”之後一週內，地壇醫院的工作程序被拍成錄像，發往各地醫院。2003年8月16日，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貝漢衛評價説：“在抗擊SARS中，地壇醫院有著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它是一個典範和領導者。”

　　就這樣，“非典”改變了人們對於公共衛生的認知，也改變了地壇醫院的軌跡。

　　完善公共衛生應急機制

　　在抗擊“非典”的過程中，人們感觸最深的除了對醫護人員的敬佩，還有政府應急機制的快速啟動。

　　雖然我國在1989年就頒布實施了《傳染病防治法》，對疫情報告、公佈制度以及隱瞞、謊報疫情行為的處罰做出了規定。但是有關突發性的疫情應急處理制度，只在原則上作了描述，為了完善國家公共衛生應急機制，國務院于2003年5月9日公佈出臺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在憲法和法律的授權範圍內，建立了20多項制度和措施，對《傳染病防治法》進行了強化和細化，與之相配，形成了完善的法律機制。

　　2003年5月14日，“兩高”頒布了《關於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為各級司法機關統一適用法律依法嚴懲“非典”防治期間發生的違法犯罪行為提供了操作性、針對性較強的依據。這一司法解釋是我國依法防治傳染病危害的具體體現，對於防治“非典”乃至今後的社會生活産生深遠的影響。

　　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指出，當今世界傳染性疾病仍是危害人類健康的主要疾病，通過抗擊“非典”，政府部門已經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有效的預警系統，此外在“非典”防治工作中，中國醫務人員創造了世界最低的病死率，對社會穩定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