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定位馮遠的藝術，因為他不屬於任何一個流派。儘管他一直以人物畫創作為中心，堅持現實主義精神，並一直在思考中國當代人物畫的發展問題。他的創作與他的思考密不可分，他的學術理性始終伴隨著他的藝術實踐，拓展他的實驗範圍。正是因為其思考的廣度與深度，使其藝術具有了一種超越性；雖他常在某個具體對象或特定主題上闡發，卻能恢弘至道，自主規範。

       馮遠有著強烈的責任感與擔當意識。他的思考，不僅影響他的創作，而且影響著後來人的創作，影響著一個時代的藝術。比如，中國藝術研究院與中國國家畫院的“馮遠工作室”，又比如他所策劃並推動的“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在21世紀中國，馮遠的繪畫是一個標識，既標示著新中國主流美術創作發展的狀況，也昭示著當代中國美術在觀念、精神及語言方式上的突破性進展。他是當下的又是歷史的，他用他那獨特的表達方式，為時代立言。之所以如此，根本在於他所推崇的儒者氣度與胸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實，這也是中國美術史的傳統敘事原則，即厚德載物，明勸戒，著升沉。

       立言者，敘説是第一位的，且必然具有歷史意識，以立德為前提。敘述者的言語(parole)狀態，很重要的一點在於言説方法及思維方式。馮遠似乎並不太在意藝術的形式語言，特別是人物畫，他認為其思想與精神才是第一位的，而對藝術形式語言的追求要注意底線，不可任意操作，不能抽離“人”的現實存在，不可切斷“人”的意義。他告誡大家，“請警惕：不要逾越了最後的邊界。在那裏，那個應需而生的規則是既不受客觀性的約束，也不受主觀性的限制，藝術實踐變成一種‘純語言形式’的任意操作行為，並且把可讀解性轉由通過語言符號代碼表達。”界限的設定只是一個“度”，是形式與主題之間的關係式。馮遠並不保守，並不否定形式的意義與作用，他十分理解語言，知道意義或者存在的諸般問題最終都得回到作品的本文，在文本的敘事或閱讀中獲得解決。或者説，藝術的表達之所以成為“藝術”，歷史或現實中的“人”之所以成為藝術中的“人”，都必須經過藝術形式語言這一環節，但“藝術”的根本難道就在於形式本體之中？而將“藝術”從形式本體拉回創作主體，強調“人”的意義時，作為本文存在的“人”也被激活了。

       馮遠的意圖就在於此。作品的形式語言被他化解為某種文本功能，突出寓意，讓人們通過作品解讀種種文化內涵，品評個中三昧，形式語言就成為作者在言説過程中受個人意志支配的材料。但馮遠繪畫的言説，在形式層面上突破了個人話語的限制，進入了公眾領域，建構時代的文本。

       人們總説“文難而圖易”，而在馮遠筆下，因為意義的分層與重構，文字與圖像都具有一種歷史的穿透力。他能將現實的瞬間成為歷史，讓歷史邁入現實。他依靠什麼？他依靠的是人物內在的精神性表達，這不是圖像“傳神”一詞所能概括。

       精神肖像——建構時代話語

説馮遠是時代的立言者，不在於他的畫是否就是時代話語的樣板，而是他的畫確實體現出一種能力，能通過人物形象的表達，提領或概括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

       馮遠説：“沒有比畫人僅畫一個頭部更簡捷、單純的方式了，也沒有比通過畫人的頭部特寫來觀照人的整體或人與環境的關係更能傳達出豐富的精神內涵了。畫家按照個人的意願與思維改變著、塑造著生活原型中的人或動物，呈現著打上了畫家個人印記的‘另一個’生命——屬於藝術的生命，並且經由這個生命去言説作品背後的潛臺詞。”這就是馮遠的精神肖像觀，他能以簡捷單純的形象，重塑現實生活中的原型，提供給我們一個個時代的面孔，以此觀照人的整體以及與人相關的社會現實與歷史事實，實現生命的言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