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人物畫，由於直接受西方寫實素描的影響，長期以來，一直以真實地再現性地“反映”現實為人物畫的最高標準，而這種片面求取表面形似的創作觀念導致了一批缺乏情感的圖示性、説教性、趣味蒼白乾癟的作品行世，而且以其東西方審美在體系上的重大差異造成當代中國畫人物畫表層形式與潛在精神上的嚴重衝突。因此，馮遠認為，人物畫也必須遵循中國傳統意象精神，必須“超越形象之外去表現人的情感、氣質、意志、在藝術處理手段上放棄純客觀的摹擬再現，而直追作者主觀意緒和對象內在生命意象的顯現”。由此出發，馮遠主張人物畫應當在原型與藝術家的主觀氣質、審美趣味上進行主觀的“藝術整合”，即“對不同客觀素材進行不同的主觀改造，即從對象外部或內部的各種關係、邏輯、形態、結構之中，抽取那些帶普遍意義又富於個性色彩的特徵，集中綜合再造、濃縮甚至誇張、變形的強化處理”。當然，這一切應當是建立在具有較強再現能力基礎上的一種超越。

       在這裡馮遠提出了一個對中國畫來説極為重要的問題，即如何從本質上從思維方式上，把握並保持中國藝術的神髓，而對於受到西方藝術思潮強烈衝擊的人物畫這個領域，馮遠的思考顯然較之那種素描加筆墨、造型加水墨加皴擦一類較為皮毛的做法更具內在深刻性。如果説，馮遠80年代初期一批歷史畫在較為寫實的畫風基礎上已採用濃墨重筆及堆積式結構去處理沉重的歷史場面的話，那麼90年代的歷史畫則已在平面、虛擬乃至抽象的形象分割及組合之中，形成了頗為鮮明的超現實感，並由此而形成強烈的情感氛圍。在《秦嬴政稱帝慶典圖》中，那《歷代帝王圖》似的已成“符號”般又經過誇張強化的秦始皇，那整齊的按照官階大小依次幾何形排列的文武隊列，襯托著秦皇碩大的身形，凸顯出封建帝王的氣度，那滿幅飛動的瑞雲與群鶴，各種禮儀的裝飾與抽象概括，構成的是另一種超現實的神話般的效果。藝術之美在與現實的距離中産生，情感符號的表現則正是這種融會著主觀而有別於客觀的意象的創造。如果説，這種主觀再造的意象性手法在本應更為嚴謹、真實而整飭的歷史畫中尚可廣泛應用，而在其他類型的人物畫上，這種手法就可以運用得更為普遍更為自由，主觀再造的成分可以更加突出。而這或許是馮遠的人物畫區別於他人的一個非常突出的特徵。

       一個一生死守某法的畫家很難説是有真正的才氣的。以“我用我法”而聞名的石濤晚年尚且不滿于因襲舊制之“我法”，以為“意動則情生，情生則力舉，力舉則廢而為制度文章，其實不過本來之一悟”。石濤之為古畫史中面目最多的畫家，不就因為于不多變化的主觀感“悟”麼？執著于傳統意向精神的馮遠以其對客觀世界的評價性心理反映的情感態度對客觀世界以感受、穎悟、抽象、概括、變形及種種主題處理，而變幻出複雜多變的人物畫技法。馮遠以凝重厚實的用筆去表現産業工人的形象，以靈動瀟灑變化複雜的筆墨去畫輕鬆的仕女、漁夫。他以誇張的造型、稚氣的筆法和鮮明的色彩去描繪浪漫、愉快的童趣世界。他以濃黑的大面積畫面與同樣大面積的白色畫面的對比，在粗獷的造型中渲染出諸如《禁忌》、《辛棄疾》一類史詩般的衝突，又在飛動、跳躍、短促、急速的筆線與墨塊中傳達《廣陵散》的悲憤與激越。而有的人物與畫面形象，則又緊緊是筆情墨趣的形式依託而已……這位自覺地運用意象造型的人物畫家以自己豐富多彩的技法手段去自由地處理繪畫形象，準確地表達彼時彼地自己的主觀體悟，使其人物畫的表現達到窮極變化的自由境界。事實上，馮遠人物畫表現法的多樣化正是畫家主觀世界無限豐富性的表現，而主觀世界的豐富性又給人物畫全方位的探索創新開創了一個廣闊的天地。（作者：林木  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委員，第十一屆全國美展評委，四川大學教授、四川師範大學美術學院院長，美術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