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卓越的油畫大師和美術教育家董希文先生離開我們二十一年了，他歷經磨難，英年早逝，為他自己也為後人留下了深深的遺憾。他在油畫藝術上開風氣之先，明確提出了"油畫中國風"的理論、方法和主張。並在實踐上進行了大膽而多樣的嘗試，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成為中國油畫發展史上不朽的豐碑。在美術教育上他獨樹一幟，他確立的一系列教學原則和方法在當時曾遭到來自極"左"的批判和非難，如今已被普遍的接受和採納。他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中國畫壇上最活躍，最有影響的藝術家之一。今天，我們對他的藝術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再認識，特具有深遠的意義。 

       縱觀董希文先生的藝術，博大精深，具有豐富的表現力和多樣的風格樣式。他的藝術發展的脈絡不是單線的，而是有許多線索縱橫交錯的變化發展的。從表現技巧到創作方法，都有很多特點，有他獨具的美學特徵。在這些發展變化中，他所關注和傾全力的，是油畫的中國風，或謂油畫的民族化問題。這也是認識和研究他的藝術的關鍵所在。 

       油畫民族化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外來畫種傳入中國及逐漸與中國文化相融合。在中國生根、開花、結果的老話題，這個問題過去、現在、將來都存在。"五.四"運動以後，許多中國藝術家在這方面都卓有貢獻。但將油畫民族化明確地作為自己奮鬥的目標，並在藝術實踐上，巨幅創作中大膽探索並取得成果的董希文無疑是個突出的例子。"油畫民族化"這一學術問題，一度曾變成一個簡單的政治教條強加於美術界。在一段時間裏，誰多學了點西方油畫技巧，特別是近現代的表現手法就要挨打棍子，被視為異端而被否定。也被一些人操之過急地作了簡單的"中西結合"，不倫不類，給人印象不佳。因而許多人主張不再提油畫民族化的問題，以為只要是中國人，悶著頭不斷地畫下去，遲早也就"民族化"了。口號不提不等於問題就不存在。只要民族的差異還存在，各民族的審美觀、價值觀，優秀的文化傳統還存在，"民族化"也就不可回避，正如"現代化"或稱為"現代形態"不可回避一樣，也正如不是凡生活在現代的畫家畫出來的就必然是"現代形態"的作品一樣。這個"化"的過程是艱巨而具體的。 

       董希文先生對於油畫民族化的理論和實踐首先基於他對中國繪畫優秀傳統的深刻而獨到的領悟與把握，對民族藝術一往情深的熱愛。他認為中西繪畫是相通的，但在許多方面，中國繪畫更為重視和突出，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特點。而表現對象特點，是基於認識對象的特點，他將"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闡釋發揮為"在客觀的基礎上加以主觀的肯定"。他尊重和體察民族的群體審美意識和欣賞習慣，如群眾看畫往往喜歡遠看又能近觀，他沒有簡單的遷就，而是提出了"遠看驚心動魄，近看奧妙無窮"的美學理想，並用在自己的大幅作品中。 

       他認為中國畫特別注重對生命特徵和本質物性的表達，這成為了他技巧的出發點和歸宿。他筆下的人物、寫景，動物總是充滿勃然生機。穩、準，狠是他技巧的特色，這不僅是一種盡精刻微的能力，"狠"也包含了主觀的概括及情感的流暢抒發。色彩的處理他重本色，重大塊的色彩對比照應而不強調外光和條件色，這不僅産生了裝飾意味的美，而又為發揮用筆用線創造了條件，他用筆淩勵，力求一筆下去兼顧形、神、色，充滿了躍動的書法性，形成了與西洋油畫中的"筆觸"大異其趣的美學特色。他在敦煌下過三年臨摹的功夫，深諳其堂奧，中國畫家重畫理，重規律，重作法的傳統在他的油畫中得到了發揮，他能窮其理而得其法，將繁複的對象單純化地提煉概括，有條有理的表現出來，這不僅在《開國大典》中如此，在一些藏區寫生中也庶幾可見。中國畫不平均地使用繪畫諸要素，不面面俱到地表現對象，這一原則也為他普遍應用。這使他的作品能別開生面，具獨創的形式感和視覺衝擊力。 

       他所以大膽地在油畫中應用中國畫的若干畫理原則，還在於他在油畫上的紮實功力和深厚修養。他對歐洲油畫的發展及各種流派、風格都有很深的研究，他認為油畫手法與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不是一種標準和模式，這就為融合中國繪畫之長有了前提和可能，他有極強的寫實的基本功，對油畫的工具、性能、特點有很好的把握，他不強調條件色並非不能表現條件色，他的早期的《窗前靜物》充分地發揮了油畫外光、色彩、厚薄、筆觸、肌理的表現力，技巧很成熟。他的藏區寫生也充分地表現了高原的陽光、空氣和自然氛圍。因而他在寫實油畫的基礎上應用中國繪畫之長是對油畫技巧的一種探索、豐富和發展。他説"油畫民族化對油畫來講，不僅是油畫的發展，而重要的是吸收了外來的，把民族藝術加以發展"。這就是説不僅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更重要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中西藝術的融合中，他的"體"為"用"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作品中位置是互換的。他學貫中西，是在一個高層次上變化發展的。 

       他反對冷冰冰地對待生活和藝術，他的作品充滿了激情，但他又有理性和冷靜的一面。如波德萊爾談到德拉克洛瓦時曾説過的，"他本人極重感情，但卻盡可能冷靜而細緻地刻劃了感情"。激情使他接近浪漫主義、理性又使他回歸了古典主義。如果説悲壯、熾烈、風涌雲動的《紅軍不怕遠征難》是浪漫主義的，那麼嚴謹、祥和、均衡、秩序、和諧的《開國大典》則是古典主義的，兩件作品鮮明地體現了兩種不同的美學風範。亨利.摩爾曾經説過："所有好的藝術都包括了古典和浪漫特質二者，秩序和意外，智慧和幻想，意識和非意識，藝術家性格的二面都必須竭盡其義務，我認為一幅繪畫就是從二面開始"。古典與浪漫，理性與感性的對立與交融貫穿著整個人類的藝術史。董希文是在現實主義的框架中能左右逢源，運用自如，正如熊秉明先生論書法所説的"在必然的秩序中注入靈動；在生命的跳動中引入秩序"。以一種他特有的、具有民族藝術特徵的方式體現和表達出來。在當代也許是僅有的。他的作品能融匯百家，吞吐古今，有很大的包容性。清人論前人書法有雲"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態"。他的畫可謂韻、法、意、態俱備。他是一位大手筆，但生前遠沒能盡興，死後尚沒有被充分的認識和重視。他的路沒有走完。但他為後人開闢了新的前景。（作者  姚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