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材改革，不僅僅關乎魯迅

    周澤雄

    快成為慣例了，每年秋季入學之際，圍繞各種語文教材的改變，都會引起人們熱議。今年概莫能外，引發較大爭議的，是人教版語文教材中，魯迅經典小説《阿Q正傳》被刪除了，而當代先鋒作家余華的“荒誕小説”《十八歲出門遠行》第一次進入了教材。

    對此，我願從積極一面去看。在積極一面，我們的語文教材不再一家獨大，一些地方教材得以與曾經一統天下的人教版同臺競爭，總是一件好事。日後，如果私人編著的教材也能獲准競爭，使學校和學生得到更多“擇善而從”的機會，無疑更是美事。在人文著述中，集體的力量弱于個人，乃是一個被無數經典證明了的事實。以為集中一群專家就能獲得“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的效果，不過是一種認知盲點。遺憾的是，在這個盲點裏，我們沉陷過深。

    在對語文教材的認知上，過往的做法確有值得商榷之處，尤其表現在迫使語文教材兼任過多政治教化的功能上。無論主事者如何振振有詞，此舉總是包含著對語文本身的輕慢。近年來的語文教材改革，在這方面著力較多，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只是積弊較重，仍有餘地可挖。

    僅從語文自身發展的角度著眼，每隔數年對教材作一些改進，也是必要的。在一個良性教育秩序裏，此類改變不應引起太大爭議。因為，語文自身的特點，決定了它不會一味慫恿創新，語文教學所必然附帶的文化傳承功能，使它具有某種保守天性，捍衛傳統遠比所謂“銳意進取、突破創新”來得可貴。但奇怪的是，坊間圍繞語文教材的爭議，每每流露一種舍大抓小的傾向，論者不是從教材編纂的方針、原則和方法上入手，而是喜就哪位作者入選、哪篇文章落選爭執不休，致使關於語文教材的探討，滯留於人事之域，缺乏向前推進的勢能。一個突出表現是，只要事關魯迅文章的存廢，總令人群情激昂，似乎魯迅作品在教材裏的一舉一動——有時不過是總量略有削減或用魯迅文章A替換了魯迅文章B——都關聯著一國文脈的存續。這難免有點神經過敏。

    前人創造的作品是如此群星閃耀，課文可以容納的篇數又是如此有限，這使得任何一篇作品，都難以被賦予標誌性意義；所謂的標誌性意義，往往是人為放大的。一篇作品的入選，更像是一種由幾率左右的中獎，它不過是在數百篇條件相同的文章裏僥倖勝出罷了。拿不同作家進行比較是這樣，單獨考察同一位作家也是如此。假使起魯迅于地下，讓他自己挑選適合入選中學教材的文章，幾乎可以肯定，他的選擇會讓我們大吃一驚。有鋻於此，我們實不必對某篇課文的入選與否過於敏感，只要入選文章水準適宜，哪怕魯迅文章一篇不選，也不見得是壞事。

    語文教材畢竟不同於文學史，在文學史裏“光芒萬丈長”的作品，也不見得適合進入中學教材。不僅中國如此，西方世界也一樣。荷馬、但丁的作品曾經被西方人視為“世代相傳的書和學校”，今日也已在教科書裏風光不再。布魯姆在《西方正典》“哀傷的結語”一章裏感嘆：“當我還是孩子時，莎士比亞的《尤利烏斯愷撒》幾乎是學校課表上普遍都有的，它是莎氏悲劇最精彩與最感人的入門之作。現在的老師卻告訴我，許多學校都無法讓學生讀完這部劇作，因為學生們發現它已經超出了自己的興趣範圍。”他還説，為了方便學生理解莎士比亞，有些學校的老師不得不“製作紙盾紙劍來代替對該劇的閱讀和討論”。即使如此，難道莎士比亞的文學成就因此就打了折扣？

    此外，雖然魯迅有其偉大之處，但人們對魯迅作品傾注過多的情感，也有文學外因素。魯迅與其他作家，並非始終處於平等競爭的態勢中。如林語堂、梁實秋等人的文字，曾經被蠻橫排除在教材遴選範圍之外，他們只能在魯迅作品的注解裏略略棲身。理由僅僅是：魯迅批評了他們。就是説，人們對魯迅先生獨一無二性的體認，與他曾經被政治性地賦予獨一無二的地位，密不可分。因此，在我們談論教材裏的魯迅時，先對自身的這份情感進行約束和反省，去除其中可能殘存的“情感滯留”因素，就頗為要緊了。

    依我小見，中國文化和文學裏，歷來有一種重審美、輕説理的傾向，理性之道長期被我們貶為文學審美的旁門左道，致使國人的思維能力較難得到系統培養。這是令人痛惜的認知痼疾，也是我渴盼語文教學予以重視並改進的。

    我在新編語文教材裏，既欣喜地發現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説》、帕斯卡爾《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等文章入選，也哭笑不得地看到王羲之《蘭亭集序》赫然在列。對《蘭亭集序》文章義理上的種種錯亂，錢鍾書在《管錐編》裏曾經批亢搗虛地予以分析，並化用劉勰《文心雕龍》中的名句，以“詞肥意瘠”概括之，持論周正，足以服人。我們的某些教材編纂者不予吸取，固步自封，在一種慣性驅動下將其囫圇選入，未免過於粗疏。

    （作者係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