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英鳳：“炒房入罪”不如“暴利入罪”

　　“月入8000元，卻生活潦倒：買不起房，只得租房結婚。”遭遇這一“杯具”的是著名畫家楊林川的一名學生。昨天，南京市政協委員、民革南京市委常委楊林川在博客中發文：“我呼籲將炒房行為認定為犯罪。”隨後他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稱，他已寫完提案草稿，正為提案收集詳實的數據與案例，明年南京開兩會期間，他將提交提案；數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昨天已給他博客發紙條，表示支持將此寫成議案、提案，在全國兩會期間提交。（《重慶商報》）

　　炒房入罪的提案，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公眾對高房價和炒房行為的痛恨心理，但從市場和法律的角度來看，顯然並非明智之舉。通過炒房來牟利，是市場經濟扭曲的産物，遏制炒房行為也應當通過市場調控之手。通過房地産市場的調控，讓炒房者無利可圖，炒房者自然淡出江湖。法律是社會公平的最後一道保障，而刑法代表著國家最嚴厲的處罰，非到必須的程度，刑法應當慎重介入市場經濟和公民私人領域，否則很有可能造成誤傷的結果。炒房行為雖然可恨，但仍屬於民事範疇，炒房入罪顯然無法律依據，也不符合現代社會的法治原則和理念。

　　在我看來，炒房入罪不如從源頭上運用法律手段打擊房地産暴利行為。德國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然而，在這樣一個提倡市場高度自由的國家，卻對房地産業施以重重的限制。為了防止開發商任意抬高房價，德國建立了地産價格獨立評估機制，對地價、房價、房租等實行 “指導價”制度。按照德國的法律，如果房地産商制定的房價超過“合理房價”的20%，即為“超高房價”，構成了違法行為。如果房地産商制定的房價超過“合理房價”50%則為“房價暴利”，觸犯《刑法》，出售者最高將被判處3年徒刑（《新華網》7月28日）。

　　德國的這種做法無疑值得我們學習。在我國樓市的暴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根據國土資源部城市地價監測信息，2009年全國城鎮商品住房的平均成本，每平方米約2500元。可以大概算出，2009年中國的房地産商賺取的利潤高達1萬多億元。其實早在2005年，福州市統計局公佈的房價清單就顯示，開發商的利潤率平均約為50%，最低的約為20%，最高的超過90%，且呈現出樓盤越高檔，利潤率越高的特點，而全世界房地産業的利潤一般都在5％左右。我國樓市為何存在如此近乎神話的暴利？原因便在於我國的法律沒有明確對房地産暴利説“不”，商品房價格實際上由開發商一人説了算。一些開發商充分利用自身強勢地位，通過行業聯盟、哄抬房價、捂盤惜售、暗箱操作等方式，使房價如“脫韁野馬”，虛高到超出人們承受的底線，獲得了巨大的暴利。

　　因此，我認為，與其炒房入罪不如暴利入罪。我們應當學習德國的做法，通過立法形式對樓市暴利進行適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