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煙羅：為立法賦予工會“譴責權”鼓掌

    《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草案修改稿）》目前正廣泛徵求社會各界意見。《條例》中除了規定“兩成職工要求可提工資集體協商”等亮點外，還以法規的形式把企業納入輿論的公開監督之中。第六十九條中明確：縣級以上總工會有權要求企業糾正民主管理中不當行為，逾期不糾正的，予以通報或公開譴責。（《廣州日報》8月5日）

    此消息一齣，在網上引起了一些爭議。很多網友認為，立法賦予工會“譴責權”，不過是走形式主義。工會作為企業管理方的“附庸組織”，如何去“譴責”企業的不作為？其實這是一種誤讀。廣東欲要賦予“譴責權”的是地方總工會，而不是企業工會。這個概念必須要厘清。

    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是保障職工權益、促進勞資和諧的一項制度性舉措。但現實卻是，推行工資集體協商，面臨著很大的阻力——企業缺乏積極性，擔心協商工資損害了企業利益；職工不敢“談”，對相關工資法規政策不熟悉不會“談”，又擔心提出協商要求會被企業解雇或者遭遇不公正待遇……因此，工資集體協商制的制度初衷雖然很好，推行下去也是有效的。但如果破解不了這些阻力，恐怕難以真正落到實處。

    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意味著職工與資方處在同等的權利平臺上進行平等而理性的對話。但當前，“勞方”與“資方”之間地位不對等，前者對後者缺乏有效的監督，在這種語境下，協商如何進行？這就需要“第三方力量”的積極介入，增強職工一方的“權利底氣”，消弭他們的權利隱憂，同時保障其合法權益不受損害。不用説，這個“第三方力量”就是來自於政府和地方總工會的維權力量。

    此外，企業職工與企業管理方之間關於勞資關係協調、收入分配等的“談判”，很難跳出雙方各自利益的限制，很難“協商”出一個即符合市場規律又滿足多方利益需求的結果。因此，只有獨立於這兩種利益之外的“第三方力量”，才能站在更公正的起跑線上去考量勞資利益的分配問題。

    勞資關係不平等所造成的勞資利益分配不公正的積弊性“怪圈”，必須要依靠來自職工權益組織強有力的監督和制度推動才能打破——作為帶有政府色彩的地方性職工權益組織，地方總工會需要站出來為職工權益“説説話”。由此可見，廣東立法賦予總工會“譴責權”的做法，開了全國先河，值得借鑒效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