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海建：城市應以何種姿勢揮別低端勞動力

    針對北京人口持續快速增長，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通過專題調研，建議對吸納大量流動人口的小企業小門店實行強制退出機制。在加大對高端人才引進的同時，減少對低端勞動力的需求。（8月3日《新京報》）

    一線城市人口越來越稠密，而人口的持續快速增長又帶來了諸如資源緊張、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壓力加劇的現實難題——最簡單的思路當然是把城市不需要的人口趕出城。那麼，哪些人口是城市可有可無、礙手礙腳的呢？答案顯然是低端勞動力。譬如低端勞動力首先面子上就不好看，成了臟亂差的代名詞，還擅長與城管等打遊擊；加上低端勞動力先賦或後致因素的掣肘，資源利用率低、財稅貢獻度小，這讓嫌貧愛富的城市更是從骨子裏恨得很有正義感。

    經濟社會，溫情的道德邏輯顯然抵不過趨利避害的現實邏輯。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夢想與榮光，公眾自然也不能指望所有一線城市承擔起解決全國低端勞動力生計的責任，她們的怨言或心眼，是“在其位謀其政”的理固宜然。但問題是，如何將低端勞動力趕出城，其實是件考量技術與藝術的工程。北京人大常委會的建議，聽起來很美——“對吸納大量流動人口的小企業小門店實行強制退出機制。在加大對高端人才引進的同時，減少對低端勞動力的需求。”

    這裡有幾個道理需要厘清：一者，趕走了低端勞動力，空下的位置不等於高端勞動者就必然會自覺填滿，它們之間的數量不存在此消彼長的關係；二者，高端人才與低端勞動力並不是水與火的關係，所謂高端人才，首先是“人”，然後才是“才”。人都是有各色需求的，包括擦皮鞋的需要、逛跳蚤市場的需求、縫縫補補的需要等。國際上那麼多高端人才聚居的大都會，也與低端勞動力相處甚歡，獨獨我們就不能？

    更重要的是，如果人為淘汰一批低端産業和勞動密集型産業、對吸附大量流動人口的小企業等實行強制退出機制，從而提高各類市場的開業門檻標準——那麼，可以預見，此類産業或服務行業的運營成本必然也會水漲船高，結果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也“被提高”。趕走了低端勞動者，令千萬人失業、千萬居民生活成本更高，又不見得令高端人才蜂擁而至，此般賬本，真是“得失寸心知”？

    城市應以何種姿勢揮別低端勞動力？這個問題固然不需要廉價的抒情，但我們也不能忘了：若不是優質資源的快速集中，若不是農村支持城市的鏗鏘歷史，一線城市怎會有今日之繁盛如斯。完善低端産業和勞動密集型産業退出機制，靠的不是“強制”，而是順其自然：一方面，切實解決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填平資源與福利的洼地，農村發展起來了，城市公共資源被攤平了，低端勞動力自然就不會往“中心區域”擠了，大家都回娘家去了；另一方面，積極推動産業結構轉型和生産方式的調整，讓成熟的市場對勞動力市場進行理性選擇。

    沒有人天生就高端，也沒有城市生而優越。城市應以何種姿勢揮別低端勞動力——這是一個決策問題，也是一個良心命題。真正的高端人才不是“高度自私的人”，也許他們更想看看某個城市如何作答，以決定自己的去向。忽然想起一句題外話，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唐鈞先生説，“低素質的人在北京不是待一天、兩天，他們長期居住後仍然素質不高，這該由誰負責？” (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