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艷剛：誰多餘？大城市應包容低端勞動者

    城市不是高樓大廈拼湊的積木，而是一個由人組成的有機體。一個能讓生活更美好的城市，恰恰是能夠包容各層次勞動者的城市，是一個讓不同階層的人都能以辛勤勞動創造幸福生活的城市

　　今年5月至7月，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就合理調控人口規模展開調研，調研報告稱4年來北京市流動人口增量逐年加大，共增加151.8萬人。對此，調研組建議完善低端産業和勞動密集型産業退出機制，淘汰一批低端産業和勞動密集型産業，對吸附大量流動人口的小企業小門店等實行強制退出機制，提高各類市場的開業門檻標準。(8月3日《新京報》)

　　流動人口增加會帶來諸如資源緊張、基本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的壓力加劇等問題，合理調控人口規模幾乎是所有大城市的管理者共同面對的難題。只不過，有關專家此次拿“低端勞動者”開刀，實在有些“不厚道”。

　　北京不只是精英們的北京，這個城市今日的繁榮離不開每個崗位上辛勤工作的勞動者，包括在某些人看來很“低端”的崗位上的勞動者。他們或許卑微，但正是這樣的卑微成就了北京的高端。在城市發展史上，幾乎任何國家任何城市都是“既允許富人散步，又允許窮人乞討”的。如果一個城市不能給低端勞動者適度的生存空間，其結果很可能落入底層人們大面積失業和高收入者生活成本提高的“雙輸”局面。

　　然而，類似的“限制”流動人口、社會底層人士的“餿主意”並非首次出現。早在2005年，某位北京市政協委員就冒天下之大不韙地拋出“外地人素質比較低，給社會治安帶來不安定因素”的論調，提議建立“外地人進京準入制度”；後來，又有首都經貿大學人口研究所周浩博士提議，“可提高生活必需的消費水平，使一批人無法在北京生活”，當時遭到網友痛批……實在不明白，是因為這些專家學者們不食人間煙火、過於理想化，還是因為他們本身就很“高端”、看不到底層民生之多艱？

　　城市不是高樓大廈拼湊的積木，而是一個由人組成的有機體。一個能讓生活更美好的城市，恰恰是能夠包容各層次的勞動者的城市，是一個讓不同階層的人都能以辛勤勞動創造幸福生活的城市。一味地片面強調以流動人口為主的低端勞動者對城市生活的負面影響，對他們的貢獻只字不提，甚至想盡辦法“排擠”他們，無疑是一種不可理喻的“潔癖”。

　　就在專家們建議“排擠”低端勞動者的同時，筆者還注意到另一條新聞：新近發佈的《首都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確立了北京建設“世界一流的人才之都”的目標，屆時北京主要勞動年齡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將達到42%。作為輔助政策，高層次人才在京津冀地區今後可自由落戶，並在子女入學、社保等方面享受當地市民同等待遇。(8月3日《新京報》)兩相對照，不同層次的勞動者在這個城市的待遇有著雲泥之別，難免讓人覺得有些勢利和功利。

　　其實，對於合理調控人口規模，此前也不乏一些理智之聲。北京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陳劍就指出，北京在人口控制方面的措施必須符合3項原則：一是符合社會公正；二是符合市場經濟原則；三是有利於推動中國整體現代化。很顯然，清除低端勞動者，既不符合社會公正，也不符合市場經濟自然的優勝劣汰，只能製造虛假的“高端城市”“精英城市”的幻象。但其實，在這種幻象之下，在全國其他不少地方還比較落後的情況下，以北京、上海等為首的超大城市越是光鮮亮麗、越是超現代，越會吸引“圍城”之外的眾生“扎堆”而來，而這是即使動用強大行政手段恐怕也難以阻止的(姑且不説“動用強大行政手段”有無可能)。而且吊詭的是，這與提議者“控制流動人口規模”的初衷顯然是南轅北轍。

　　觀照中國現實，在城市化尚不充分的前提下，無論是北京上海，還是二、三線城市，必須承認收入差距存在的現實，基於經濟狀況的勞動分工和階層分化也是不可回避的。正如《城記》作者王軍所言，城市管理者“不能拿弱勢群體開刀”，相反，我們應該有更多惠及低收入階層的公共政策，特別是對這些人提供相對低價的公共服務。另外，如果人家能在北京生活得比別的地方幸福，你何苦趕人家走呢？都是中國人，北京多了一個幸福的人，全國其他地方就少了一個不幸福的人。至於資源緊張的問題，既然來北京謀生的是全國各地的人，那就應該改換思維，站在全國全局的角度調配資源，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