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遭通緝，是對輿論監督的施暴

　　《經濟觀察報》的記者仇子明，因為連續報道浙江麗水遂昌上市公司凱恩股份關聯交易內幕，被遂昌縣公安局以“涉嫌損害公司商業信譽”罪名，認定為刑拘在逃人員，向全國發出通緝令。在消息公佈後不久，《經濟觀察報》、凱恩股份、遂昌警方及仇子明本人，均對外發表聲明或召開媒體見面會，表明自身的立場。至28日晚，記

　　者仇子明依然處於被通緝狀態。這起因為媒體報道所引發的警方通緝、抓人事件，其背後的真相耐人尋味。（據7月29日現代金報）

　　這起記者被網上通緝事件，目前正在各方博弈中，事態的進展殊難預料。28日深夜，本人作為一名媒體同行，一個經常在網絡發表意見的時評作者，在獲悉這一事件後，後背陡感一陣發涼：會不會在哪一天，因為得罪了某一個利益集團，自己也會成為被全國通緝的網上逃犯？

　　遂昌上市公司凱恩股份，與當地警方公然聯手，在尚未開展調查的情況下，就不分青紅皂白地對一名記者發出全國通緝令，令人震驚。真讓人難以相信，這樣的一幕竟然發生在今天。記者沒有司法豁免權，當然不能超越于法律之外，如果犯法同樣要被追究責任，但是要走正常的司法程序。記者手中拿的是筆，而不是槍支彈藥，作為媒體僱員，其平臺是一家媒體，他的調查和報道是職務行為。正常人都可以想象，他不可能為了發表幾篇報道，就倉皇潛逃、繼續作案。那麼，為什麼在報道失實尚未認定、尚無確鑿違法證據的情況下，當地警方就迅速配合企業，向一名記者發出了全國通緝令？

　　按照計劃，《經濟觀察報》對凱恩股份關聯交易內幕的曝光，是一組系列報道，那麼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凱恩股份急於報案，而當地警方又為什麼急於通緝記者了。我們可以理解為，這是企業對抗媒體的訴訟策略，是為了給當事記者和媒體以威懾和恐嚇。

　　但是，這家上市公司和遂昌警方所威脅的，並不僅僅是仇子明和《經濟觀察報》，而是法律所賦予所有媒體的輿論監督權利。新聞工作者的採訪權和報道權、民眾和上市公司股民的知情權，是現代社會所必須具有的合理合法機制，所有有良知的、有職業操守的記者和媒體，都以維護公平正義、懲惡揚善為榮譽和責任。

　　以保護商業信譽為名，凱恩股份大搞霸道公關，以保護地方經濟發展為名，遂昌警方放任權力越界。這一做法一旦成功，必將會被各地的地方勢力和利益集團傚法，而成為惡劣的案例，這將是輿論監督的悲哀，法治社會的悲哀。

　　仇子明在28日晚回復關心他的朋友：我是潛伏不是潛逃。面對這樣公然的執法違法，“潛伏”是明智的。若謂不信，有料為證：國內某門戶微博28日晚再爆消息：杭州另一公司財務總監溫某僅因轉載仇子明稿件，發了一個帖子，便遭到刑事拘留。現在，溫某妻子正在杭州苦求媒體對其進行幫助。她稱：自己丈夫昨晚匆忙接到電話出門，第二天早上接到公安電話被告知丈夫因轉仇子明報道被抓。（7月28日 17:35東方財富網）

　　這幾年，我們見證了多起對輿論監督“報復性執法”事件：2008年1月初，遼寧“最牛縣委書記”張志國導演了所謂“西豐誹謗案”鬧劇，“縣委書記進京抓記者”事件成為公共輿論焦點，同年12月，山西太原市杏花嶺區檢察院四名幹警來京，將央視女記者李某從住宅中連夜帶走。在去年，河南靈寶警方跨省追捕發帖者，更成為年度重大新聞事件。這些以“合法”的外衣，以“維護地方和部門形象”、“保護地方經濟發展”為由，借助公權找記者的茬子，進行“報復性執法”，讓公眾憤怒。如果記者因為一兩篇曝光報道，隨時都有可能從家裏被抓走，那今後還有誰敢再進行輿論監督？

　　遂昌警方對記者的全國通緝令，是對媒體輿論監督權的公然施暴。這起事件再次警示我們，在當今社會，要加強對公權力的制約，有效控制執法者的自由裁量權，防止公權私有化和權力越界，讓“報復性執法”失去滋生的土壤。惟有如此，“全國通緝記者”的新聞，才會淡出公眾的視野；也惟有如此，媒體合法的輿論監督權利才得到保護，社會正義才能張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