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崛起之中的力量，總會對已經存在的更為強大的勢力産生某種擔憂，擔心後者會如何看待和應對自己的發展壯大。2009年以來的中國，正在重復著這種擔憂，特別是隨著美國高調重返亞太，中國各界的焦慮感明顯上升。

　　從表面上來看，美國面向亞太的軍事、外交、經濟等諸多調整似乎都在指向中國，但從更廣闊的層面探究，我們就會發現，美國將戰略重心從歐洲東移到亞太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正在進行中的美國戰略重心東移

　　整個20世紀下半葉和本世紀初，美國的戰略重點都在歐洲。因此，2009年7月21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在泰國曼谷首次提出“重返亞太”的構想時，不少人還只是把這種提法當做概念性的宣示。

　　但美國隨後採取的一系列舉措，讓人們放棄了樂觀的想法。2010年，希拉裏在夏威夷的兩次演講清楚地表明了美國重返亞太的意圖，之後她于2011年在《外交政策》雜誌發表的《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及更晚些時候奧巴馬在澳大利亞議會所作的“太平洋軸心”的演説，進一步印證了美國戰略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的決心。

　　希拉裏在文章中説，“亞太地區已經成為全球政治的主要驅動者”，美國的當務之急是在亞太地區“外交、經濟、戰略等方面大力增加投入”。正是在這一理念的驅動下，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逐漸實體化。

　　首先，美國開始調整軍事部署，大力推進軍事能力再平衡。2010年美國《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提出的軍事能力再平衡目標及對於美國所面臨的安全威脅的判斷，明確指向亞太地區和中國。去年11月，奧巴馬宣佈在澳大利亞增設達爾文港為美國海軍陸戰隊基地。今年6月2日，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會議上又宣佈了一系列新安排，使得美軍再平衡戰略的進度不斷加快。其表現主要在四個方面：第一，著力強化海上軍事力量。按照帕內塔的説法，到2020年，美國海軍60%的艦隻將集中到亞太地區，包括11艘航母中的6艘。這一調整將徹底打破美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堅持的在中東、歐洲與亞太地區部署同等規模海軍力量的傳統模式，這事實上是將海軍戰略重點明確標注在了亞太地區。

　　第二，重點經營關島基地。目前關島已經部署了美國最先進的F-22戰鬥機，按照美軍公佈的建設規劃，未來這裡還會有大量投入，在美國將兵力從第一島鏈收縮到第二島鏈後，未來這裡極有可能成為美軍新的戰略指揮中心。

　　第三，針對南海局勢強化部署。美國計劃在新加坡部署先進的瀕海戰鬥艦，大有針對南海特別是控制馬六甲海峽之意。此外，美國還以輪駐訓練的方式保持在澳大利亞和東盟地區的軍事存在，目前這一模式已在澳大利亞和菲律賓開始試行，未來將有可能進一步擴大到越南、泰國和馬來西亞。

　　第四，推動“亞洲版”導彈防禦體系建設。美國擬推動目前的雙邊導彈防禦體系向三邊模式轉化，集中力量于東北方向的美日韓、東南方向的美日澳兩個三邊反導體系的建設，為構建“亞洲版”的導彈防禦體系做鋪墊。

　　此外，美國還在將“空海一體戰”構想逐漸從理念向實踐推進，2012年1月5日發佈的《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首次以戰略性文件的形式強調美軍要具有應對中國軍方正在建設中的“區域拒止和區域反介入”能力的軍事干預和打擊能力。

　　應當説，在亞太“再平衡戰略”帶動下，美國針對亞太的軍事部署和戰略能力建設正在迅速得到強化，其中有相當部分是針對中國崛起而來的。從部署調整及兵力強化的方向來看，五角大樓應對中國崛起的亞太新佈局已經展開，其核心是要建立起美國的前沿軍事基地和軍事力量，以區域多國防務合作為依託，織起一張覆蓋整個亞太地區的大網，封堵有可能挑戰美國霸權的崛起力量。

　　其次，強化前沿外交，維護美國的地區領導地位。美國2010年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對中國崛起給予了特別關注，認為這是導致世界局勢複雜不確定的關鍵因素之一。與此同時，報告指出，美國要維持世界穩定與和平，必須更多依靠關鍵盟國和夥伴國。

　　為此，美國充分利用各種機會鞏固業已有所鬆動的同盟關係，重點加強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泰國、菲律賓間的聯盟體系，強化軍事同盟內涵。如在2010年的“天安艦”事件、“釣魚島”事件及其後爆發的南海危機中扮演特殊角色，利用矛盾弱化已經出現的地區合作趨勢，借機鞏固美國在亞太地區安全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同時，在五大傳統軍事盟友的基礎上，大力推進新型夥伴關係，努力與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新西蘭等國加強聯絡，利用一切機會尋求與兩印（印度和印尼）建立準盟友關係，不斷擴大夥伴網絡，恢復地區領導力。

　　最後，大力推進TPP（“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謀取亞太經濟發展主導權。隨著東盟“10＋1”自由貿易區的正式啟動，以東亞為中心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得到強勁發展。這一充滿活力的地區經濟運行模式，在全球性金融海嘯的衝擊面前展現出強勁的生命力，為世界經濟恢復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亞太地區強勁的經濟活力不僅吸引了中小發展中國家，而且得到了日本、韓國的積極響應。在這一強勢的一體化進程中，美國的影響力逐漸弱化，並出現了被邊緣化的趨勢。因此，在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中，內含了重新奪取亞太經濟主導權的目標。

　　在這一背景下， 2009年，美國高調加入最初由四個小國發起的TPP，其後開始接手並主導TPP發展進程，使其性質與作用發生根本性改變，成為美國主導的經濟合作模式。目前，TPP已經擁有11個成員國，日本、韓國也已經表現出參加該協定談判的意願。這一由美國主導的新興經濟合作模式事實上已經與東亞現存的“10＋X”模式形成競爭態勢。

　　促使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主要原因

　　從表象上來看，美國面向亞太的軍事、政治、經濟方面的調整似乎都在針對中國，但從歷史和戰略的角度觀察，我們會發現美國重返亞太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

　　首先，亞太地區國際地位上升吸引了美國的目光。近年來，隨著本地區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崛起，亞太地區在整個國際體系中的地位與影響力迅速上升，正成為引領新一輪國際體系調整的重點區域。

　　作為既有體系的創建者，面對有可能侵害其利益的變化，美國不可能坐視不理，它必然要追隨這一變化的軌跡，尋求戰略主動，謀求成為國際體系調整的主導力量。冷戰時期美國長期將戰略重心置於歐洲正是基於這種考慮，今天美國戰略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同樣如此。

　　其次，防控歐亞大陸邊緣地帶出現異己強權的目標驅使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美國戰略界一直有一種觀點，認為歐亞大陸邊緣地帶是爭奪世界霸權的關鍵，如這一地區被美國的競爭對手所佔據，將對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構成嚴重威脅。

　　因此，當身處這一地區的中國力量迅速增長，並通過上合組織與俄羅斯形成某種戰略協作關係後，美國人的焦慮感空前爆發。這一有可能危及美國霸權根基的變化決定了美國的力量重心必然要向東移。而近年來中國為維護國家利益，在近海實施海上維權的做法，更似乎印證了美國人對中國的擔憂，激發了美國東移的熱情。

　　第三，提振美國經濟的需要決定了美國要將戰略重心移往亞太。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海嘯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構成重大衝擊。危機過後，美國經濟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例從26%迅速下降到21%。對於美國而言，要想擺脫危機影響，提振衰落中的經濟，必須要尋找到能幫助其恢復增長的發展機遇。而當今世界上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非亞太莫屬。

　　在這一地區發展中，中國的貢獻最大，其次是原來的四小龍和後來的越南、印尼、泰國等，印度的發展勢頭也很好。在這十幾個國家共同努力下，本地區經濟充滿了生機，這種生機對美國極具吸引力。正是基於這個原因，它才會提出“亞太世紀”的説法，高調宣佈重返亞太，並希望通過TPP贏得地區經濟主導權。

　　事實上，不僅是美國，全世界的關注點都在轉向亞太，歐盟、非洲、拉美也希望能從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中分得一杯羹。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美國沒有將戰略重心轉向這一地區反倒是不正常了。

　　最後，中國的加速崛起與亞太盟國的離心傾向是美國堅定東移決心的關鍵因素。國際金融危機後，相對絕大多數國家的衰落，中國一直保持較快經濟增長速度，2010年甚至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實力的快速增長使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大幅提升。在經濟領域中，中國已成為亞太地區的領導核心，不僅本地區多數發展中國家逐漸向其靠攏，日、韓、澳等美國傳統盟國也開始出現離心傾向，東亞一體化趨勢明顯加強。特別是2009年日本鳩山內閣上臺後在普天間機場搬遷問題上與美國針鋒相對，提出了讓美國人備感緊張的“東亞共同體”設想後，美國越來越擔心亞太地區會形成中國全面主導的局面，而它會被逐漸排除在外。加上中國在意識形態、發展模式、社會制度上與美國存在很大差異，這一切都促使美國將戰略關注點轉向亞太地區。

　　從以上四個原因來看，美國重返亞太有著諸多動機，將其簡單地説成完全是為了圍堵中國，顯然並不可取。但不可否認的是，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影響國際關係發展的核心要素，上述四個原因中或多或少都涉及了中國，這也正是國內研究界對美國此次戰略重心東移倍加關注的原因所在。

　　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對中國的影響

　　雖然如前所述，中國因素不是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唯一決定因素，但其戰略重心東移無疑對中國帶來了很大影響。如何看待美國重返亞太對中國的影響，眾説紛紜。目前國內有觀點認為美國正在對中國形成C形包圍圈。這種看法實際上是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已經走向全面遏制。

　　但事實並非如此。作為特定概念，遏制戰略的實施有三個前提條件：一是要有不惜任何代價搞垮對方的決心；二是要擁有廣泛而堅定的同盟體系支持；三是要具有隨時為“遏制戰略”承擔戰爭代價的準備。從目前情況來看，美國顯然不具備這些前提。

　　國內學術界認為，除遏制外，美國對華政策有兩種選擇：一是接觸，二是介於接觸和遏制之間的兩面下注。就當前而言，美國還沒有到對華全面遏制的程度，拉打結合的兩面下注策略應當是美國現階段對華政策的主要模式。也就是，一方面以軍事部署調整、聯盟體系鞏固、大力推進TPP等，應對中國崛起和軍事上的快速現代化，“看管”和“防範”中國；另一方面，又期望在對中國的引導和影響中，尋求兩國合作發展的空間。

　　從上述舉措來看，美國對中國崛起充滿了戒心。而中國也確實因為美國重返亞太面臨著一些軍事、安全和外交上的難題，如2010年以來，我國黃海、東海、南海方向相繼出現一系列事件，導致與周邊國家關係陷入某種緊張狀態。2012年以來，美國又在中菲黃岩島爭端和中日釣魚島危機中施加負面影響，使我國與相關國家關繫緊張，周邊環境相對惡化。

　　但應該看到，美國的亞太戰略調整是在其總體經濟下滑的情況下作出的選擇，受國內經濟低迷和鉅額財政赤字的制約，儘管美國作出了宏偉的規劃，並決心在亞太擴大軍事存在，但實現這些目標的基礎並不穩固。另一方面，中美兩國間在經濟、金融領域高度相互依賴，在處理朝核問題、伊核問題、打擊恐怖主義、治理環境污染等方面有共同利益，也決定了美國的對華政策難以倒向全面對抗。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雖然短期內美國不會與中國“翻臉”，但美國的這一次戰略重心調整具有長期佈局的趨向，是在為將來面對“一個不合作的中國”做準備。從長期來看，隨著美國經濟實力的恢復及其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逐步落實，美國對華政策中硬的一手可能會有所加強，“看管、威脅”的成分會有所增長。

　　總的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儘管金融危機對美國構成了一定衝擊，但美國霸權全方位主導國際體系依然是中國發展的大背景。美國“重返亞太”表明它絕不容許在這一地區出現“去美國化”傾向，但據此判斷中美之間將會走向全面對抗有些言過其實。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符合中美兩國共同利益，在兩國相互依賴日益加強、和平發展深入民心的今天，中美關係“鬥而不破”將會是常態。

　　針對美國短期內兩面下注、對我拉打結合的做法，我們要有清醒認識，面對相對嚴峻的亞太戰略環境要沉住氣，一方面堅持和平發展戰略，另一方面要與美國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中美關係的重要性和複雜性決定了我們必須要堅持“以兩手對兩手”(以軟的一手對接觸，以硬的一手對遏制)的原則，發揮好綜合優勢，推動中美關係朝著總體上有利於和平、穩定、發展的方向前進。但與此同時，也必須要做好必要情況下針鋒相對鬥爭的準備。